东方人不重视数字是有历史传统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用在文学描写上气势恢弘，但老祖宗似乎一致都搞不清黄河到底有多长，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在印度佛经上，动不动就是八万四千大劫、三千法门，到底是实指还是虚指，恐怕只有佛祖才说的明白。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数学能够提的起来的，不外乎勾股定理、九章算术等寥寥数个，就这还被我们的教科书炫耀了不知道多少年。中国古代对星象的研究，更多是用于占卜，所以有占星术之称，并没有像西方那样从成为现代数学的启蒙。
其实，古希腊在数学上的造诣并不逊色于东方，而自文艺复兴开始崛起的西方现代文明，其基础之一就是数学。其时对应于中国的宋、明朝代，正是儒学、理学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西方开始渐渐超越东方。
西方对星象的深入研究，帮助他们开展航海和全球贸易活动，也正因此，西方列强得以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和大肆掠夺资源。三宝太监郑和也曾七下西洋，但那更多的是延海岸线行驶的，对后人的航海技术没有什么大的帮助。西方科学家为了准确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发展出了现代的数学和物理学，而这些基础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支持了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引发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特征是大规模采用机器，有组织地进行批量生产，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质量管理、质量控制的概念。工业革命的作用不仅仅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主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守纪律的产业工人。有一种说法：“中国由于缺少capitalism启蒙阶段，缺乏产业工人队伍，因此必须要补课”。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深圳、东莞发展后继乏力植根于此，有远东上海做依托的苏南能够迅速超越珠三角，也植根与此。
成熟产业工人的特征之一是遵守纪律，能够严格执行工艺纪律和工艺要求，这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西方企业推行6 Sigma比较容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础数据平台比较健全，能够比较容易地采集过程数据。而在中国，由于企业基础管理落后，再加上工人的“懈怠”与“灵活”，数据收集上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懈怠，指不屑于做生产记录这样烦琐的事；灵活，指对记录过程和记录数据的随意性。在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数据、数据量太小或者数据不真实。而为了让项目能够做下去，黑带、绿带们也纷纷灵活起来：去掉几个数，或者添上几个数不就正态了？分组稍微改一下，方差就相等了？改进目标没有达到，调整一下统计方法就可以了，等等。在计算财务收益的时候，上面有要求，不能少于XX万，于是就把预期的产量估计高一些，计算恰恰高于最低标准不就行了？
有人把这种情况嘻称为：原来是直接拍脑袋，现在是看着编的数据拍脑袋。对外则可宣称，通过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效益提高XXXX倍。
大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