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的质量来自于无形的文化

  前些天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贴子，讲述国民党在解决战争的三年时间兵败如山倒的真正原因，其内容如下：
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这是蒋介石的原话。
国民党相当一部分的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能打仗、誓死不屈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解放战争当中，被我们的普通小战士、甚至是民兵摁在地上活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将级别以上的就有260多人。许多有名有姓的抗战名将就这么被我们生俘了，包括杜聿明、黄维等人。还有很多的高级将领不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而是逃出了战场、已经走出一两百里地了，居然被我们的民兵抓住。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这是第一场大规模决战，第一次能抓那么多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
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家里分地了。
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我们的政工干部就在门边握手欢迎。)
“在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一个是对信仰的拥有，一个是对信仰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
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当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包围圈里没吃没喝，共产党就拿大喇叭喊话。他们的长官最害怕我们喊两个内容：第一是“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因为他们食物只能靠空投，一围就是一个月，饿得慌。但共产党这边确实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给的，这香味抵挡不了；第二就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后者更不可阻挡，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信仰并不是抽象的词，它是很具体的。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民族能够得到解放、繁荣，坚信自己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信仰。
   看完这个贴子，我深有感触，商场如战场，对顾客的争夺就是企业间的战场，为什么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能赢得顾客的青睐，从而不断抢占市场、攻城略地，有的企业却是节节败退呢？其中的核心还是文化，包括愿景、价值观和行为习惯，让员工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什么东西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做事。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有生于无”，有形的产品或服务来源于无形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