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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五年——一个小人物的深圳行
一、引子
离开深圳已经3个多月，渐渐地开始习惯了另一个城市的生活，习惯了现在这种比深圳踏实得多的日子。虽然每天依然是忙碌的，虽然偶尔也加班到很晚，但现在我却可以坦然地说：“离开深圳，我不后悔！”
我的不后悔并非因为这里有比深圳更便利的现代化，有比深圳更繁荣的夜生活，有比深圳更亲民的政府窗口（虽然有时办起事情来也并非那么亲民），甚至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及深圳的一半，可是我却决定在这里重新安家，就像候鸟一般找到了新的归宿。我不敢断言我会永远停留在这个城市， 但至少它凭借一种独特的魅力把我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到这里，而这种魅力正是深圳所缺失的，或者说，起码在我的五年的深圳生活中是缺失的。这种魅力与现代化无关，与繁荣无关，与金钱无关，它只与我的感受相关，与家人的感受相关，而人的感受也绝非只用金钱和物质能够衡量的。
这种感受便是“安全”。
我所提的“安全”并不仅仅是狭义的人身安全，而是一种综合的感受，是由生活的方方面面堆积而成的。
已经记不得准确的日期了，只知道那是2006年7月的一个下午，深圳一如既往的炎热，在一成不变的烈日下，我站在能望见滨海大道的阳台上，透过一年比一年浓重的霾，看着一年比一年澎湃的车流，终于做出了我苦思多日的决定——离开深圳。
事实上，我已经在6月的一天去外地参加了一个单位的面试，这个单位也在面试后的第三天通知我被录用了，虽然我口头答应会如期到岗，但最后的决定却是犹豫和权衡了很久以后才下的。
我向妻郑重地宣布了我的决定，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沟通后，尤其是看到我们那刚刚十个月大的女儿，妻同意了我的决定，希望至少能为我们的小天使寻得一片成长的净土。然后我又说服了父母。父母从内地来深圳不过一年，对他们这个年级的人而言，稳定压倒一切，起初他们着实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深圳的一切，工作、人脉和房子。他们并不明白，深圳的一切其实并不属于我，它们属于那个我没有读懂的现代化，属于那些不知道为谁而建的高楼大厦。他们每天的生活路线就是小区、超市、公园，关于我与妻的工作他们并不太懂，只是知道薪水还可以，足以让内地的老朋友羡慕，关于深圳的“安全”也没有全面的认识，不清楚深圳是个过于追求物质而忽略了对人的体谅的城市。父母带着不便表达的抱怨，几乎是被我和妻强迫着从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移民”到了这个人口不足200万的“小”城市。然而事实证明，父母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的城市，习惯这里的生活甚至比刚到深圳时习惯深圳的生活更快速。这种让人更愉悦、更“安全”的感受很快地让父母不再抱怨这里的一些不便，其实，所谓的不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这里的生活就算安定下来了。我却还是会偶尔想起深圳的点点滴滴，这并非是还抱有一丝想回去的念头，而是，深圳的这五年生活着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体会到了人生百态，也最终帮助我确立了我的价值观。古人云“三十而立”，这一点也不假。刚进入三字头的年纪，我便警醒，原来被世人所误导的那种追求其实并非我的归宿，因此，便急于记录下这五年的生活，生怕这段岁月被现在的“良好感受”慢慢地冲淡，以至于无处寻觅，这也算是对这段光阴的一个总结吧。
二、五年深圳生活的流水账
1995年，我还在北方上大学，暑假时和同学相约来深圳“考察”。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一道美丽的彩虹迎接了我们。那时的深圳自上海宾馆以西就没什么高楼了，到处都是成片的绿地，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看到无比透亮的蓝天时的激动，我和同学坐在观光巴士二层的最前边，兴奋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在世界之窗里，我们疯狂的拍照，好像我们真的周游了世界一般，总统山、金字塔、泰姬陵、桂离宫、大峡谷前边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在华强北的麦当劳里，我们点了最便宜的汉堡和薯条，只是想尝一尝它们的味道，体会一下“高档餐厅”的氛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么贵的餐厅里到了中午居然人满为患。我们还第一次在麦当劳里看到了“大哥大”，很多人都带着它来吃饭。这就是深圳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深刻且美好。也正是这种印象，让我日后坚定不移地投奔深圳。
2001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带着对深圳非常美好的憧憬来到了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真正地开始了在深圳的生活。六年后再来深圳，这个城市的面貌犹如川剧的变脸，在人们还未留意时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在科技园南区，这片填海建成的园区里找到了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与我大学的专业无关，深圳人应该都知道，这份工作十之八九就是跑市场了。
我的第一个住所是在大冲村边上的一个六层公寓里，房间面积大概20平方米，只有一个洗手间，没有阳台和厨房，每月的租金是500元。房间里只有一张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单人铁床。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时，就被一股刺鼻的霉味熏得有些头晕。当晚就到大冲村的杂货店里买了拖布和去污粉。回来时居然迷了路，看着乱七八糟的农民房，看着满地垃圾的市场，看着路上神情各异的过客，深感危机四伏。路上不时有身穿迷彩服的人霸道地骑着摩托车穿过。我一时有些眩晕，不知道选择那条路才能回到公寓，也突然忘记了公寓的名字，没办法向路人求助，于是只好给房东打了电话，这才找对了路。回去后，我用了三个小时把房间的地板拖了五遍，才看到它的本色，真不知道上一位租客是怎么住的。
过了没多久，我发觉，这么费力拖地板的行为对一个租客而言实在是愚蠢至极，因为似乎没有人长久的住在这里，周围的人走的走，来的来，谁也不会在意地板是否足够清洁，而我也和他们一样在寻找新的居住点，以迎接未婚妻的到来。
2001年底，我回内地，希望未婚妻能随同我来深圳，我也向她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并坦言，虽然目前有暂时的困难，但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融入深圳的主流社会。岳父、岳母大人将信将疑地同意了。要知道，妻在内地的单位是一家事业单位，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不是很忙，岳父、岳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经是很宽宏大量了，但也向我提了一个条件，先完婚，再回深圳。
于是，2002年新年过后，我把妻接到了大冲的公寓。我曾找遍了大冲所有的公寓，都没能找到一个符合我预期价位的又干净、又安全的公寓。因此我和妻的新婚“洞房”居然就是那20平米的公寓，我们的蜜月就是在大冲度过的。我们在公寓里添了很多廉价的临时用品。我们的床就是用那种能拼在一起的塑料地垫，上边再铺上褥子。我还从走廊尽头的垃圾桶边拖回来一张别人丢弃的破旧不堪的桌子，房间的两把椅子是在旧货店里花了十元钱买回来的。“热水器”也是自制的。我们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在底部打了一个孔，装了一个水龙头，桶里挂了一个热得快，支架是在五金加工店用废角钢做的，这个热水器的全部造价加起来不过60元。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深感愧疚，而妻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这就是生活，对吧！”
妻刚来深圳的那个月，我一有空儿就带她到处走走看看，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生活也会和那些高级房车里的人一样，一切都会在未来的几年成为现实，房子、车子、票子、孩子还有狗。
2002年的3月份，妻在上海宾馆附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通过熟人介绍，在振华路上租了一间公寓，房间面积大概只有16个平房，月租金却要900元，据说这已经是友情价了，对外人要租1100元，而且还不收我们的押金。这让我和妻自然是感激不尽，每个月总是提前几天把租金打到账号上。搬家的时候当然没有忘记把“热水器”也一并带来。这个公寓还有个阳台，幸运的是阳台上还有个供洗衣机用的水龙头。于是，我们就买了一个方形的塑料盆，在盆底开了一个孔，装了一只下水软管通到阳台的地漏里。这个水龙头就被我们改装成了一个厨房的洗盆。我们又陆续地添置了电磁炉、炊具，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地走上正轨。
妻每天走路上下班就可以了，而我要去坐502路小巴到科技园，幸运的是好像很少有人住在上海宾馆附近而去科技园上班的，因此每天上车时还都有不少座位。
2002年的9月份，福田区委附近有一个小户型开盘，我和妻去看了很多次，犹豫了很久，最终在10月份的时候决定买一套32平米的单身公寓，当时总价只有18.9万，我与妻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支付了两成的首期款。
2003年的6月份，我与妻搬进了刚刚装修完的新居，从此以后才感觉，自己是深圳人了。周围的邻居很多也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夫妻，也有少部分是大龄单身人士。
在此期间，我与妻都没有更换过工作，薪水也或多或少地涨了一些。
买了房之后的日子，生活好像一下子安稳了许多，我们也不再吝啬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空间。
就这样，日子一直到了2003年底，妻先换了工作，原因只是因为去上海宾馆上班太远。妻的新工作就在中心区，只要步行上下班即可。
2004年的5月，我也跳槽了，从原来的公司跳到了一楼之隔的另一家公司，跳槽的原因也很简单，只是想换一个环境，因为在原来的岗位上，一切似乎都已经形成定势，工作对于我而言变成了体力劳动，而且日常繁忙的工作使得自己很难抽出时间去读书、充电。因此我选择了一家业务全然不同的公司，当然，还是做市场。
2004年6月份，我与妻商量着换一套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大房，准备计划我们的下一代，然而同期的新房已经涨到6000元/平米以上，一套80平米的两房首期款就要10万元，我们自然是无力承担。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周边的二手房，终于在2004年9月份找到了一套还算过得去的房子，在长辈的支持下，我们支付了首期款，同年10月中，我们由那个32平米的单身公寓搬到了83平米的“新”房中。那套单身公寓也以略高于月供的价格租了出去。
2005年7月，父母从内地过来。同年11月，我们的女儿诞生了。
生活似乎真的好了起来，但很快，步入三字头年级的我和妻便有了“35岁”危机，每个月的薪水除了月供和必要的花销外，全部存进银行，因为，面对未来，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首先，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以应对女儿的成长。
其次，需要攒下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以备日益年长的父母急需之用.
再次，要为女儿的教育储备资金.
最后，还要为我与妻的“35岁”危机谋求退路。
生活真的是在改善，这不用质疑，但问题是，生活改善的速度，远不及危机和压力增长的速度，我与妻如此拼命的工作，却无法营造一个越来越有保障的生活。回望2002年我对妻的承诺，房子、票子、车子、孩子和狗，似乎正在慢慢地实现，但随之而来的是伴随左右的压力，房子有了，但却要背负长达二十年的债务，孩子有了，我与妻却对未来产生了怀疑。
2005年，我与妻的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之多，这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可是突然间却变得微不足道。
2005年中，房价突然开始暴涨，面对即将来临的“35岁”危机，我与妻已经不像前两年那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不敢承担再一次的20年债务。我甚至计划着卖掉现在的房子，再回到租房的时代，可是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我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个城市呢？
2006年7月份，权衡再三，我们一家终于决定离开深圳。现在回望这五年，才发现，深圳真的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深圳。离开深圳，就像是卸了一个异常沉重的包袱，顿感轻松，对未来，对人生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
三、深圳“安全”吗？
1、治安环境
不用刻意编造，我就可以讲述出一连串的恶性案件，这几乎是每一个深圳人的必修课，哪里又出现无名尸了，哪个大巴又被洗劫了，红树林又发生命案了等等。如果说这些恶性案件都只是听说，那司空见惯的偷与抢却是真实的所见。不只一次在大冲车站上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冲到公车门口半偷半抢。而我在公车上看见小偷的概率也大到几乎每个月都能碰上，当然，看到的也并不是同一伙小偷。如果是同一伙小偷还到好，说明没有那么人从事这一行。然而每次看到的都是新鲜的面孔，这不禁让我疑惑，到底有多少人在前赴后继的铤而走险。深圳几乎每个上班族都被偷或抢过。2004年的一天，我上公车时，后裤袋被人刮开了，直到下车后，觉得有些漏风时，我才发现。幸好后袋里装的不过是厚厚的纸巾而已，但这让我损失了一条150元的新裤子。我的一名还算彪悍的男同事就没有我那么好运了。上午11时在车公庙的车站上被4个猛男围住，上衣口袋的里手机旋即被抢走。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人生气的。我的那名同事当时就报了案，但没有立刻停掉手机，而是一天后拿着调出来的通话清单再次去了派出所，警务人员那不懈的态度让人对深圳的治安彻底失望了。我的另一个同事下午上班时在科技园到综合楼的路上遇到了一名背包卖手提电脑的，说是二手电脑，因暂时经济紧张需要卖掉，价钱只有2000元。我的那名同事对电脑真的没什么深刻的认识，只认识上边的IBM标志，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以1200元把它买了回来。到了办公室让我们鉴别，这台电脑装的是WinMe的操作系统，系统显示的CPU是1.2G的，硬盘是20G的，而且光驱、软驱统统没有，USB口也不能用，我们只好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另一部电脑上重装系统后再装回去，这时才看到这台电脑的真实信息原来是：CPU133M，硬盘2G。这等垃圾货连100块都不值。这些难道还不足以担忧吗，偷、抢、骗的危机每时每刻游荡在人群里。经常能在白石洲看见手持冲锋枪的警察，这是我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中都没见过的场面。2006年初，听说高新公寓里有个女孩被人杀死在房间里，没几天，红树里一个创维的部门经理在和劫匪争斗时遇刺身亡，还有不知是联想还是长城的一位兄弟在高新立交的地下通道里被劫持……。这些都是仅在咫尺的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华强北那些整天游荡的新疆人，仅我个人就看见过几次他们在偷东西，有一次我还特意撞了一下被偷的人，天桥尽头立刻闪出两人成年的新疆人向我竖起中指。这些，我们的人民警察当真就没有看见吗？
2、35岁危机
深圳是一个独特的城市，每年都有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来到这片热土，他们以更加饱满的斗志参与到这个城市的竞争中。2004年，在装修我的第一个小家的时候，我经常到八卦岭的一家装饰品专卖的市场里转，我极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想淘一个200元左右的拼花木窗挂在客厅，可是我看上的木窗价格都在800元以上，因此始终没有舍得买。其间碰到几个档口的主人都说自己是本科毕业。当时我还有些嘲笑他们的想法，堂堂本科毕业的人，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混出个人样，却在这里开店。两年过去了，我也很快地步入三字头的年纪，虽然我的工作还算稳定，但还是会偶尔到中国人才热线上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职位，忽然间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似乎真的就只能到35岁。在深圳工作了5年，即没有积累到足够下半辈子生活的财富，也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知识，以至于不用担心会被前赴后继的年轻人超越。即便是已经成为企业的骨干，这种危机感始终挥之不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有哪一天我选择离开，企业不会因为我的缺位而停止运行，这是企业机制的成熟性，这是深圳的特色。这也是企业管理者的高明，不以人情来组织企业，而是以制度来组织，企业的持续发展得到了保障，而我等依靠薪水度日的工作者却失去了安全感。这35岁危机应该是深圳独有的现象吧，只有在这个异常年轻化的城市里，才可能存在。如果35岁来临了，我该如何面对。我不是不可以选择自主创业，而是，我实在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
一、引子
离开深圳已经3个多月，渐渐地开始习惯了另一个城市的生活，习惯了现在这种比深圳踏实得多的日子。虽然每天依然是忙碌的，虽然偶尔也加班到很晚，但现在我却可以坦然地说：“离开深圳，我不后悔！”
我的不后悔并非因为这里有比深圳更便利的现代化，有比深圳更繁荣的夜生活，有比深圳更亲民的政府窗口（虽然有时办起事情来也并非那么亲民），甚至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及深圳的一半，可是我却决定在这里重新安家，就像候鸟一般找到了新的归宿。我不敢断言我会永远停留在这个城市， 但至少它凭借一种独特的魅力把我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到这里，而这种魅力正是深圳所缺失的，或者说，起码在我的五年的深圳生活中是缺失的。这种魅力与现代化无关，与繁荣无关，与金钱无关，它只与我的感受相关，与家人的感受相关，而人的感受也绝非只用金钱和物质能够衡量的。
这种感受便是“安全”。
我所提的“安全”并不仅仅是狭义的人身安全，而是一种综合的感受，是由生活的方方面面堆积而成的。
已经记不得准确的日期了，只知道那是2006年7月的一个下午，深圳一如既往的炎热，在一成不变的烈日下，我站在能望见滨海大道的阳台上，透过一年比一年浓重的霾，看着一年比一年澎湃的车流，终于做出了我苦思多日的决定——离开深圳。
事实上，我已经在6月的一天去外地参加了一个单位的面试，这个单位也在面试后的第三天通知我被录用了，虽然我口头答应会如期到岗，但最后的决定却是犹豫和权衡了很久以后才下的。
我向妻郑重地宣布了我的决定，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沟通后，尤其是看到我们那刚刚十个月大的女儿，妻同意了我的决定，希望至少能为我们的小天使寻得一片成长的净土。然后我又说服了父母。父母从内地来深圳不过一年，对他们这个年级的人而言，稳定压倒一切，起初他们着实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深圳的一切，工作、人脉和房子。他们并不明白，深圳的一切其实并不属于我，它们属于那个我没有读懂的现代化，属于那些不知道为谁而建的高楼大厦。他们每天的生活路线就是小区、超市、公园，关于我与妻的工作他们并不太懂，只是知道薪水还可以，足以让内地的老朋友羡慕，关于深圳的“安全”也没有全面的认识，不清楚深圳是个过于追求物质而忽略了对人的体谅的城市。父母带着不便表达的抱怨，几乎是被我和妻强迫着从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移民”到了这个人口不足200万的“小”城市。然而事实证明，父母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的城市，习惯这里的生活甚至比刚到深圳时习惯深圳的生活更快速。这种让人更愉悦、更“安全”的感受很快地让父母不再抱怨这里的一些不便，其实，所谓的不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这里的生活就算安定下来了。我却还是会偶尔想起深圳的点点滴滴，这并非是还抱有一丝想回去的念头，而是，深圳的这五年生活着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体会到了人生百态，也最终帮助我确立了我的价值观。古人云“三十而立”，这一点也不假。刚进入三字头的年纪，我便警醒，原来被世人所误导的那种追求其实并非我的归宿，因此，便急于记录下这五年的生活，生怕这段岁月被现在的“良好感受”慢慢地冲淡，以至于无处寻觅，这也算是对这段光阴的一个总结吧。
二、五年深圳生活的流水账
1995年，我还在北方上大学，暑假时和同学相约来深圳“考察”。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一道美丽的彩虹迎接了我们。那时的深圳自上海宾馆以西就没什么高楼了，到处都是成片的绿地，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看到无比透亮的蓝天时的激动，我和同学坐在观光巴士二层的最前边，兴奋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在世界之窗里，我们疯狂的拍照，好像我们真的周游了世界一般，总统山、金字塔、泰姬陵、桂离宫、大峡谷前边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在华强北的麦当劳里，我们点了最便宜的汉堡和薯条，只是想尝一尝它们的味道，体会一下“高档餐厅”的氛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么贵的餐厅里到了中午居然人满为患。我们还第一次在麦当劳里看到了“大哥大”，很多人都带着它来吃饭。这就是深圳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深刻且美好。也正是这种印象，让我日后坚定不移地投奔深圳。
2001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带着对深圳非常美好的憧憬来到了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真正地开始了在深圳的生活。六年后再来深圳，这个城市的面貌犹如川剧的变脸，在人们还未留意时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在科技园南区，这片填海建成的园区里找到了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与我大学的专业无关，深圳人应该都知道，这份工作十之八九就是跑市场了。
我的第一个住所是在大冲村边上的一个六层公寓里，房间面积大概20平方米，只有一个洗手间，没有阳台和厨房，每月的租金是500元。房间里只有一张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单人铁床。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时，就被一股刺鼻的霉味熏得有些头晕。当晚就到大冲村的杂货店里买了拖布和去污粉。回来时居然迷了路，看着乱七八糟的农民房，看着满地垃圾的市场，看着路上神情各异的过客，深感危机四伏。路上不时有身穿迷彩服的人霸道地骑着摩托车穿过。我一时有些眩晕，不知道选择那条路才能回到公寓，也突然忘记了公寓的名字，没办法向路人求助，于是只好给房东打了电话，这才找对了路。回去后，我用了三个小时把房间的地板拖了五遍，才看到它的本色，真不知道上一位租客是怎么住的。
过了没多久，我发觉，这么费力拖地板的行为对一个租客而言实在是愚蠢至极，因为似乎没有人长久的住在这里，周围的人走的走，来的来，谁也不会在意地板是否足够清洁，而我也和他们一样在寻找新的居住点，以迎接未婚妻的到来。
2001年底，我回内地，希望未婚妻能随同我来深圳，我也向她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并坦言，虽然目前有暂时的困难，但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融入深圳的主流社会。岳父、岳母大人将信将疑地同意了。要知道，妻在内地的单位是一家事业单位，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不是很忙，岳父、岳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经是很宽宏大量了，但也向我提了一个条件，先完婚，再回深圳。
于是，2002年新年过后，我把妻接到了大冲的公寓。我曾找遍了大冲所有的公寓，都没能找到一个符合我预期价位的又干净、又安全的公寓。因此我和妻的新婚“洞房”居然就是那20平米的公寓，我们的蜜月就是在大冲度过的。我们在公寓里添了很多廉价的临时用品。我们的床就是用那种能拼在一起的塑料地垫，上边再铺上褥子。我还从走廊尽头的垃圾桶边拖回来一张别人丢弃的破旧不堪的桌子，房间的两把椅子是在旧货店里花了十元钱买回来的。“热水器”也是自制的。我们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在底部打了一个孔，装了一个水龙头，桶里挂了一个热得快，支架是在五金加工店用废角钢做的，这个热水器的全部造价加起来不过60元。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深感愧疚，而妻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这就是生活，对吧！”
妻刚来深圳的那个月，我一有空儿就带她到处走走看看，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生活也会和那些高级房车里的人一样，一切都会在未来的几年成为现实，房子、车子、票子、孩子还有狗。
2002年的3月份，妻在上海宾馆附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通过熟人介绍，在振华路上租了一间公寓，房间面积大概只有16个平房，月租金却要900元，据说这已经是友情价了，对外人要租1100元，而且还不收我们的押金。这让我和妻自然是感激不尽，每个月总是提前几天把租金打到账号上。搬家的时候当然没有忘记把“热水器”也一并带来。这个公寓还有个阳台，幸运的是阳台上还有个供洗衣机用的水龙头。于是，我们就买了一个方形的塑料盆，在盆底开了一个孔，装了一只下水软管通到阳台的地漏里。这个水龙头就被我们改装成了一个厨房的洗盆。我们又陆续地添置了电磁炉、炊具，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地走上正轨。
妻每天走路上下班就可以了，而我要去坐502路小巴到科技园，幸运的是好像很少有人住在上海宾馆附近而去科技园上班的，因此每天上车时还都有不少座位。
2002年的9月份，福田区委附近有一个小户型开盘，我和妻去看了很多次，犹豫了很久，最终在10月份的时候决定买一套32平米的单身公寓，当时总价只有18.9万，我与妻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支付了两成的首期款。
2003年的6月份，我与妻搬进了刚刚装修完的新居，从此以后才感觉，自己是深圳人了。周围的邻居很多也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夫妻，也有少部分是大龄单身人士。
在此期间，我与妻都没有更换过工作，薪水也或多或少地涨了一些。
买了房之后的日子，生活好像一下子安稳了许多，我们也不再吝啬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空间。
就这样，日子一直到了2003年底，妻先换了工作，原因只是因为去上海宾馆上班太远。妻的新工作就在中心区，只要步行上下班即可。
2004年的5月，我也跳槽了，从原来的公司跳到了一楼之隔的另一家公司，跳槽的原因也很简单，只是想换一个环境，因为在原来的岗位上，一切似乎都已经形成定势，工作对于我而言变成了体力劳动，而且日常繁忙的工作使得自己很难抽出时间去读书、充电。因此我选择了一家业务全然不同的公司，当然，还是做市场。
2004年6月份，我与妻商量着换一套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大房，准备计划我们的下一代，然而同期的新房已经涨到6000元/平米以上，一套80平米的两房首期款就要10万元，我们自然是无力承担。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周边的二手房，终于在2004年9月份找到了一套还算过得去的房子，在长辈的支持下，我们支付了首期款，同年10月中，我们由那个32平米的单身公寓搬到了83平米的“新”房中。那套单身公寓也以略高于月供的价格租了出去。
2005年7月，父母从内地过来。同年11月，我们的女儿诞生了。
生活似乎真的好了起来，但很快，步入三字头年级的我和妻便有了“35岁”危机，每个月的薪水除了月供和必要的花销外，全部存进银行，因为，面对未来，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首先，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以应对女儿的成长。
其次，需要攒下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以备日益年长的父母急需之用.
再次，要为女儿的教育储备资金.
最后，还要为我与妻的“35岁”危机谋求退路。
生活真的是在改善，这不用质疑，但问题是，生活改善的速度，远不及危机和压力增长的速度，我与妻如此拼命的工作，却无法营造一个越来越有保障的生活。回望2002年我对妻的承诺，房子、票子、车子、孩子和狗，似乎正在慢慢地实现，但随之而来的是伴随左右的压力，房子有了，但却要背负长达二十年的债务，孩子有了，我与妻却对未来产生了怀疑。
2005年，我与妻的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之多，这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可是突然间却变得微不足道。
2005年中，房价突然开始暴涨，面对即将来临的“35岁”危机，我与妻已经不像前两年那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不敢承担再一次的20年债务。我甚至计划着卖掉现在的房子，再回到租房的时代，可是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我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个城市呢？
2006年7月份，权衡再三，我们一家终于决定离开深圳。现在回望这五年，才发现，深圳真的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深圳。离开深圳，就像是卸了一个异常沉重的包袱，顿感轻松，对未来，对人生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
三、深圳“安全”吗？
1、治安环境
不用刻意编造，我就可以讲述出一连串的恶性案件，这几乎是每一个深圳人的必修课，哪里又出现无名尸了，哪个大巴又被洗劫了，红树林又发生命案了等等。如果说这些恶性案件都只是听说，那司空见惯的偷与抢却是真实的所见。不只一次在大冲车站上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冲到公车门口半偷半抢。而我在公车上看见小偷的概率也大到几乎每个月都能碰上，当然，看到的也并不是同一伙小偷。如果是同一伙小偷还到好，说明没有那么人从事这一行。然而每次看到的都是新鲜的面孔，这不禁让我疑惑，到底有多少人在前赴后继的铤而走险。深圳几乎每个上班族都被偷或抢过。2004年的一天，我上公车时，后裤袋被人刮开了，直到下车后，觉得有些漏风时，我才发现。幸好后袋里装的不过是厚厚的纸巾而已，但这让我损失了一条150元的新裤子。我的一名还算彪悍的男同事就没有我那么好运了。上午11时在车公庙的车站上被4个猛男围住，上衣口袋的里手机旋即被抢走。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人生气的。我的那名同事当时就报了案，但没有立刻停掉手机，而是一天后拿着调出来的通话清单再次去了派出所，警务人员那不懈的态度让人对深圳的治安彻底失望了。我的另一个同事下午上班时在科技园到综合楼的路上遇到了一名背包卖手提电脑的，说是二手电脑，因暂时经济紧张需要卖掉，价钱只有2000元。我的那名同事对电脑真的没什么深刻的认识，只认识上边的IBM标志，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以1200元把它买了回来。到了办公室让我们鉴别，这台电脑装的是WinMe的操作系统，系统显示的CPU是1.2G的，硬盘是20G的，而且光驱、软驱统统没有，USB口也不能用，我们只好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另一部电脑上重装系统后再装回去，这时才看到这台电脑的真实信息原来是：CPU133M，硬盘2G。这等垃圾货连100块都不值。这些难道还不足以担忧吗，偷、抢、骗的危机每时每刻游荡在人群里。经常能在白石洲看见手持冲锋枪的警察，这是我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中都没见过的场面。2006年初，听说高新公寓里有个女孩被人杀死在房间里，没几天，红树里一个创维的部门经理在和劫匪争斗时遇刺身亡，还有不知是联想还是长城的一位兄弟在高新立交的地下通道里被劫持……。这些都是仅在咫尺的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华强北那些整天游荡的新疆人，仅我个人就看见过几次他们在偷东西，有一次我还特意撞了一下被偷的人，天桥尽头立刻闪出两人成年的新疆人向我竖起中指。这些，我们的人民警察当真就没有看见吗？
2、35岁危机
深圳是一个独特的城市，每年都有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来到这片热土，他们以更加饱满的斗志参与到这个城市的竞争中。2004年，在装修我的第一个小家的时候，我经常到八卦岭的一家装饰品专卖的市场里转，我极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想淘一个200元左右的拼花木窗挂在客厅，可是我看上的木窗价格都在800元以上，因此始终没有舍得买。其间碰到几个档口的主人都说自己是本科毕业。当时我还有些嘲笑他们的想法，堂堂本科毕业的人，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混出个人样，却在这里开店。两年过去了，我也很快地步入三字头的年纪，虽然我的工作还算稳定，但还是会偶尔到中国人才热线上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职位，忽然间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似乎真的就只能到35岁。在深圳工作了5年，即没有积累到足够下半辈子生活的财富，也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知识，以至于不用担心会被前赴后继的年轻人超越。即便是已经成为企业的骨干，这种危机感始终挥之不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有哪一天我选择离开，企业不会因为我的缺位而停止运行，这是企业机制的成熟性，这是深圳的特色。这也是企业管理者的高明，不以人情来组织企业，而是以制度来组织，企业的持续发展得到了保障，而我等依靠薪水度日的工作者却失去了安全感。这35岁危机应该是深圳独有的现象吧，只有在这个异常年轻化的城市里，才可能存在。如果35岁来临了，我该如何面对。我不是不可以选择自主创业，而是，我实在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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