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中能看出什么？

薄熙来的七一讲话，被西化卖国集团攻击为“出现重大政治问题。一是通篇讲话只字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二是毫无对十年文革错误和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反思；三是……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批评质疑声音，没有丝毫实事求是的反思和虚心接受、虚怀若谷，反而是变本加厉的猖狂狡辩和无理反击”。在本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为例”研讨会上，疯狂反共反毛的汉奸卖国贼茅于轼公然提出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世]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广东的肖滨说：“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北京的秋风说：“以前我们很多政治，尤其是上一届九个人，都是一些宫廷阴谋，都是私下分配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样架构下是什么？我们中国在过去十年，我想其实是被耽误的十年，为什么被耽误了？因为没有政治。”浙江的蔡霞说：“重庆的唱红，以一种半行政方式，以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推向全国，而且把全国吸引到那去唱。它产生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前进趋势而是倒退趋势。”显然，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正在激化。这和国内外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有直接关系。眼下世界上这场经济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大危机。它打碎了“跟着美国走便能富起来”的神话，也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更加疯狂起来。30多年来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等问题从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恶化的趋势，更严重的是拿不出有效的根治办法，打碎了“补资本主义的课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神话，也使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加疯狂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模式之争围绕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等问题尖锐、激烈地展开，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以下四点：
广东模式导致的观念陈腐和重庆模式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
重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自然伴随着对资本主义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改革观的冲击。尽管这只是初步的甚至仅仅触及到表面的东西，但仍然受到了西化卖国集团的疯狂攻击，咒骂他们是“极左回潮”、“文革复辟”、“封建残余”等等。同时，这个集团全面加大了对广东模式的宣扬和推广力度，妄图以此压倒重庆模式。两种模式在改革观上的尖锐对立、斗争，包括以下几点： [一]广东是最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地方；是最先开展“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即认为人们在主观上自私自利、搞个人主义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在客观上会有利于别人，有利于社会]讨论并使这种观点的影响迅速扩大的地方；是“前途前途，有钱就途；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倾向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些，几乎是所有人都承认的客观亊实。 重庆则以“唱红打黑”、提振精气神闻名中外。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现在，一些人把金钱的多少看作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令人堪忧！” 他强调，廉洁是党员干部的底线。守不住底线，即使能力再强，也要“一票否决”。党员干部都要算好“人生大账”。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绝不要因财失足。 [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于2011年7月11日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针对薄熙来“我们缩小差距、促进共富，既注重公平，也注重效率”的观点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公开地批判道：“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有针对性的”。 薄熙来反驳说：“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大家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因此，“要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牵头的经济要素，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有人认为，你总要先把经济搞上去，挣了钱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这看似有理，其实行不通。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三]广东模式是只讲发展是硬道理，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能称得上硬道理的，因此，它从来不讲什么民生为本、民生是发展的硬任务。 重庆模式主张，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薄熙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发展是硬道理，民生是硬任务”。“我们把改善民生既作为发展的目的，又作为发展的动力”。“实践证明，这条路子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顺；不仅能够调动全市人民的积极性，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合理的”。 [四]广东模式，多年来一直是极力主张“先生孩子后起名”，“遇到红灯绕着走”，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 薄熙来强调，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有些人，一讲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我们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亊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他公开批评“不择手段去发展”的观点说，“三个差距”拉大，会遏制社会消费，内需难以启动。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五] 广东是全国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大案频发、黄赌毒泛滥等等最严重的省市区之一，但它却极力捂“盖子”，或按照“官场潜规则”办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这些问题至今不能得到应有的解决。 重庆之所以成为全国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省市区之一，就在于敢于揭“盖子”，真抓实干。薄熙来说，一些地方，明明有那么多问题，积压了不少案子，甚至大案、命案，百姓、市民怨气不少，为什么就是揭不开“盖子”？并不都是干部“官僚主义”，看不见、没本领，而是被“人情世故”、“官场潜规则”给化解掉了。 [六]广东一些人对“唱红打黑”一直说三道四，非常反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人所共知，南方报系在这方面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薄熙来说：“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红色文化，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七]广东一些人对新中国的前30年历来是用“贫穷落后”、“闭关锁国”、“大锅饭养懒汉”等等来概括的，汪洋更是恶狠狠地咒骂“一场浩劫”，一再发誓为保证改革不可逆转，要“杀出一条血路”。 薄熙来说：“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又以大无畏革命家的胆略和民族英雄的气概，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神圣原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在中印、中苏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一切侵略者迎头痛击，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培育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没有谁去讲条件，讲‘累了’、‘苦了’、‘加班多了’，就是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把祖国建设起来”。 [八]广东30多年来一直是崇洋媚外、反对提帝国主义最历害的省市区之一。它表面上提赶上新加坡，实际上是把美国当作榜样。 薄熙来跟着习近平，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等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大讲“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薄熙来先后两次提到抗美援朝，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任何敢于入侵的外敌，都坚决予以反击”，“历史证明，无论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谈保家卫国都是软弱无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铮铮铁骨、顶天立地，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当今美国插手中国南海，操纵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掠夺中国领海资源的情况下，这话显然意味深长。 [九] 广东一直是宣扬“不找市长找市场”、反对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最凶的省市区之一，因而经济无政府主义、诸侯经济等问题，自然特别严重。 重庆的特点恰恰是“双强”即强政府和强市场同时存在。薄熙来说：“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 [十] 广东不少人一直单纯强调，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拉大收入差距，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才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建设先进文化。 薄熙来说，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在大发展中，就是要让群众皆大欢喜，而不只是少数企业家发财，最后形成一堆社会问题”。“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 显然，广东模式导致的观念，是陈腐落后的，而重庆模式带来的，则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
广东模式在改革中的失误和重庆模式开启了新的科学改革
在30多年的改革工作中，尽管经历过侧重学习东欧模式、“四小龙”模式、美英新自由主义模式、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等等不同的阶段，但是实质上都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搞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是先经过深圳这一特区的试验，随即在广东推广，然后再在全国铺开。这也就使改革工作的失误，往往通过广东模式集中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广东模式的失误一般都反映了全国改革工作的失误。通过对30多年的改革工作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总结，便可看出广东模式引导的改革工作存在以下“十大失误”： [一]使什么是改革和怎样搞好改革的问题发生了混乱。人所共知，“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在改革中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就是由深圳最先传出来，并且讲得最多的。由于不问方向道路被说成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当作改革，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解决技术难题，就被基本上否定了。[二]使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了“老大难”。这包括腐败现象、两极分化、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等。[三]使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包括内资和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5年约达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在“国退民进”当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2005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四]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五]使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六]使思想道德发生大滑坡。[七]使军队建设受到巨大损害。[八]使党的建设遭到致命削弱。对茅于轼、辛子陵这种极其恶毒地攻击、诬陷、诽谤党和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汉奸、叛徒，对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说成“纪念杀人犯的地方”的反革命小丑袁腾飞都不给予应有处理，就表明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被削弱和破坏得多么严重。[九]使新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影响越来越大。去年8月从招商局这个特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位置上退休的秦晓，在职时便大讲“按照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合法性”；大讲当前的斗争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并且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他们是站在普世价值一边的；大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大讲自己是体制内以普世价值为指导的改革派，并因此被称作“中国新右翼”[见秦晓2010年7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等文]。这就证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多么猖狂。[十]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广东的一些领导者，对这些问题包括发展国际打工型经济，也不是看不见，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买办资产阶级立场上，即阶级本性使然。就是说，他们也知道外向型经济分蛋糕的方法即国际打工型企业每生产一百元商品，外国资本家要拿走96%以上的收入，中国人只拿到4%的血汗钱，而且这样的血汗钱还得政府、国内资本家、社会组织与劳工共同分割。他们之所以只提倡重点做大蛋糕不提倡着重分好蛋糕，是要劳动者加班加点做大蛋糕，好让外国资本家与本国利益集团分更多的蛋糕罢了。 　　这么多的根本性失误，他们不但不按照天天大讲的实事求是原则做自我批评，而且30多年来一直对一分为二总结改革工作的毛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打击报复甚至迫害。不仅如此，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还于2011年7月14日决定推出以实行社会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强调政府“不是直接管经济社会中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管理、社会自治”。规定“放低登记门槛，鼓励社会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成长，政府给予扶持”。“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要达到这么个水平，社会工作者要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广东就得有上千万人”。人所共知，这种“社会自治”正是造成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内战惨烈最后不复存在的祸根。它实质上是培植“多党制”的雏形，因为这将使各个“民主派”的“政治沙龙”，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政治社团。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刻扯起政党的大旗，为搞乱中国、乱中夺权兴风作浪。 为了纠正这种改革工作造成的失误，薄熙来说，让平民百姓“有活儿干，有出路，还要有住房，有实惠，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有人说，重庆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在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走回头路’。其实正相反，这是新时期的一项大探索、大改革，也是大发展”。“ 回头看看重庆这些年干的事，如公租房、土交所、户籍制度改革……都是改革，落脚点都是共富，怎么能叫‘走回头路’？” 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庆模式实质上是对30多年改革工作中“十大失误”所体现出来的体制上的弊端，开启了一场新的科学改革。在这场科学改革之中，重庆敢闯敢试，进行了多方面的初步探索。 例如，在经济方面，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又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的投资、消费、就业的多嬴，国有资产6年来增长了6倍，现在公有制经济已占到40％以上，成为重庆人所说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驾辕的经济”。建立健全这类机制、体制，便使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多了一个结合点。用薄熙来的话说，“重庆创新国有企业运行模式，使国有经济规模从2002年的1700亿增加到目前的1.5万亿，总量居全国第4。重庆国企已成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力量，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巨大的财力空间。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继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缩小差距中的重要作用。”市委、市政府坚定地承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就业是民生之本。微型企业成本低、带动力强，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他们积极扶持，使重庆成为全国就业率最高的省市区之一。 在政治方面，重庆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迠设向前推进了一步。重庆这次考核政绩打分，官员之间其实都差不多，而关键的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这个实际上占的权重是非常大的。 在文教方面，“唱读讲传”，包括“红色卫视”的开办，使工农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红色文化逐步占领更多阵地，这本身就是对附庸资本主义文化的改革。重庆大学生坚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工农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改革。 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也进行大胆创新。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题，大量建设公租房，对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城市住房面积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难户实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满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内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让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大事上获得均衡。2010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在重庆生活的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网络上甚至有人把重庆比作当年的延安。
广东模式造成的病态发展和重庆模式促成了新的科学发展
广东的经济和全国一样，多年来由于受“唯GDP主义”即庸俗发展观的影响，表面上好像发展很快，但从实质上看，其一，它是一种否定前人、抬高自己的虚假发展。把新中国的前30年说成“停滞时期”，无疑是个最大的“冤假错案”。把GDP随意抬高，则是在制造泡沫繁荣。例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省里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这当中广东显然是比较严重的。其二，它是一种浪费巨大的发展。其三，它是一种有明显病态的发展。其四，它是一种严重畸型的发展。其五，它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发展。其六，它是一种充满血腥味的发展。其七，它是带有极大危险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上。 就拿血腥味的发展这一点来说，广东就是工伤事故最多的省市区之一。从2003年7月开始，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等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数据显示，71.8%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据广东某媒体报道，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1万多宗(多数都是断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视。 为了纠正病态发展的弊端，努力实行社会主义的真正科学的发展，重庆坚持了以下几点： 一是把共同富裕和党的根本宗旨联系在一起。薄熙来不仅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而且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得讲共同富裕”。 二是把共同富裕作为涉及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薄熙来说：“西方从英国1640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走向近现代已有370多年历史，他们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从而彻底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虚伪面孔，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个根本区别点。 三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薄熙来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促进共同富裕，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也是动力；不仅是‘起点’和‘归宿’，而且贯彻于发展的全过程，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四是把符合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信任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和追求。薄熙来说：“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老百姓就是相信共产党掌权后，将是人民的天下，可以‘当家作主’，能够共同富裕”。“共产党人就是要追求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 五是把共同富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发展”同样扣紧了“共同富裕”，因为科学的发展，全面的发展，自然包括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各个地区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生活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健康发展和全体国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他指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就是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从以出口、投资为主转到以消费为主，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农民工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利润被外企拿走，内地与沿海差距在拉大，大家关心‘转变发展方式’，我看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是最为关键的”。　　 正因为这样，和广东模式只注重让“洋官学商”[洋人、官僚、无良文人、奸商]暴富起来。而相反，重庆采取了“共富十二条”等实实在在的措施，使平民百姓的生活逐步得到提高。去年，重庆城市低保标准每月提高了50—55元，失业救济金标准每月上调160元。推进农村低保，已有78万人获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与率提高8.4个百分点，达到85%以上。对近50万贫困住宿学生进行了春季生活补助”。 重庆在发展观方面坚持民生为本，实质上就是以民为本。因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求我们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还要求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坚持以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即以民为本，而不能由以物为本，滑向以GDP为中心，以赚钱为纲，甚至以资为本。 这里所说的以民为本，实质上包含了以下几点：一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二是把人民看作创造历史的动力；三是把民主作为我们党避免陷于政党兴亡周期律的出路；四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我们言行的最高标准。确实，我国古代就有人提出过民为邦本，但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以民为本，显然有本质上的不同点。所以，应当像毛泽东同志当年把我们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把我们今天坚持的民本主义叫做新民本主义。这样把民生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精髓，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生、民主等等的基本理论观点，所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广东模式伴随的野蛮维稳和重庆模式创造了新的科学维稳
广东是全国治安最差的省市区之一。全国十大治安最差城市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这与他们在维护稳定当中治标不治本，甚至有时表现出野蛮维稳的倾向，显然有关。例如，动用军队维持广州火车站的治安；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震动全国的富士康“十三连跳”系列自杀悲剧；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民工向老板集体讨薪，武警出动制止”演习；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手段讨要工资，否则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 治安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重庆认为主要在于两个失衡：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政治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个失衡表现为贫富差距过大，第二个失衡表现为党群关系问题。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重庆特别强调共同富裕和联系群众这两条治本之策。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他们制订并严格实行“三项制度”。从2008年开始，重庆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基层干部的刚性职责，在所有村、社区中全面推行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办理反馈“三项制度”。三年来，重庆村、社区干部共接待群众476.6万人次，走访群众4212.3万户次，收集群众反映问题366.4万件，帮助解决308.8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5%。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他们坚持实行“三进三同”。规定机关党员干部每年至少用一周时间，新招录公务员、新提任领导干部用一个月时间，选择条件艰苦的地方，开展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是“结穷亲”增进干群感情。按照“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农村建卡贫困户全结对”的要求，全市机关干部与城乡困难群众结为“亲戚”，坚持领导带头，倡导社会参与，把“帮穷亲”作为“结穷亲”的重点，做到穷亲不脱贫，帮扶不脱钩，责任不解除。这使广大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起了常来常往的制度和兄弟姐妹般的亲情。 四是“大下访”，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为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重庆集中开展了“大走访”、“大下访”活动。三年来，重庆20多万名机关干部下访群众200多万人次，化解了一批信访积案，直接受益群众600多万，全市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下降幅度每年都在20%以上，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稳定。据2011年8月10日华龙网报道：中央综治委近日发文通报了对全国各省区市201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评结果，重庆市综合考核得分93.48分，位居全国第一。2009年，正当全国经济处于放缓徘徊的时候，重庆GDP同比增长14.9%，增速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前三位，去年的经济增速更是高达17.1%，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根据从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之争中能够看出的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当前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两个模式之争的双方都认识到，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正因为这样，广东的一些领导者正在采取多种手段制造舆论、组织力量、扩大影响、发动进攻。例如据张宏良教授讲，广东利用举办大运会给官员补贴的名义，给干部每人至少发6个月的工资。就实质上是公开釆取了收买的手段。全国各地的“洋官商学”也正迅速行动起来，力挺广东模式，攻击重庆模式。所以，今后双方斗争的规模、程度都会急速提升，出现多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看不到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对这场斗争的惨烈程度认识不足，随即便会受到惨烈的惩罚。 ----批倒广东模式，推广重庆模式，是当前最紧急的一个战略任务。以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重要特征的重庆模式，极其明显地优越于以极少数人暴富和病态发展相结合为重要特征的广东模式。唯其如此，批倒广东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不仅是对西化卖国派这些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致命打击，也是对“补课派”即修正主义者的充分揭露。也就是说，这是“反帝反修，救党保国”斗争中战略地位类似于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场决战。每一个毛左派即真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都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万无一失地打胜这一仗。 ----必须把真共产党的斗争和大众民主的结合作为战略原则。广东模式虽然只代表“洋官商学”等极少数人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官僚们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即使奸商和无良学者，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更不要说洋人是他们的后台。在苏联剧变中，8 2 %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却由于高级干部中7 6 %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导致了党垮台、国解体。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高级干部属于最容易蜕化变修的群体之一，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由于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相一致，则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从只有极少数人赞成广东模式而绝大多数人都赞成重庆模式上，便可以看出来[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期刊《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汪洋蛋糕论支持率仅2%，赞成或认同重庆模式的达90％以上，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要防止这些高级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广东模式否定掉重庆模式，以“文革复辟、封建残余”为罪名对重庆干部群众和支持重庆模式的真共产党与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报复，搞乱并分裂中国，我们只能主要依靠中下层干部尤其是革命群众。因此，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批倒广东模式、推广重庆模式的斗争，实现真共产党的斗争和大众民主运动的结合，对于西化卖国集团来说，它是使其陷于灭顶之灾的最大法宝；对于毛左派来说，它是使我们从生死危机中挽救党、挽救革命的最大法宝。所以，要作为天大的事情抓紧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