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离比尔·盖茨有多远金盛华 博士

　　中国企业家离比尔·盖茨有多远金盛华 博士　　据香港《信报》7月19日报道，按7月16日纽约股市市值计算，比尔·盖茨近期个人财富积累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122．93亿美元。比尔·盖茨的成功，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一种国力，也代表一种文化。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出现比尔·盖茨式人物或盖茨级世界超级企业家的那一天，将标志着中国时代的真正到来。　　中国什么时候能出比尔·盖茨？北大出？清华出？　　比尔·盖茨超世纪的成绩，不能不引起每一个有成就欲望的人关注。中国何时能出比尔·盖茨式人物？成为许多关注中国经济进步历程的有识之士的议论焦点。据信，中国高层也在关怀中国什么时候能出比尔·盖茨？在哪里出？“北大出”？“清华出”？　　必须承认，我们目前还不能给这一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现在的中国仍然不具备产生比尔·盖茨式人物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不会出比尔·盖茨。因此，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逐步创造能够生长比尔·盖茨式人物的土壤。　　中国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起来的社会促进机制，高度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文化过程，我们的企业家从心理结构和人生追求上，也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有着很大的差别。“麦当劳”做的是小到不能再小的汉堡包生意，但它做成了取得巨大成功的国际企业和国际品牌。“肯德基”的第一家店的面貌，和现在大家见到的“肯德基”店没有本质不同，品牌和质量规范在这里实现了价值最大化。发展对于一个企业的真正涵义，在这样的企业里面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我们社会中，还很少有企业家试图将他们的企业做成一个世界性大企业，百年不衰的世界名牌就更加难于设想。　　据报载，欧洲一个反倾销，就将中国电视机清洗出了欧洲市场。而面临同样处境的韩国三星和LG却通过应诉和战略调整站稳了欧洲市场。这一对比表面看是不同国家经营策略不同，实质却同企业胸怀和企业家人生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出现比尔·盖茨式人物的前提，是这片土地首先有激发这种人出现和发展的空间。这一天的到来，不只需要企业家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运作机制的变革，需要这片土地上不断有新的文化基因植入。毫无疑问，中国人还需要多少代人不懈的努力，艰苦创业并建立实质的积累和发展过程，才可能最终出现世界顶尖企业家。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家，问题不在于谁将成为比尔·盖茨（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出现比尔·盖茨式人物的时代），而是谁离比尔·盖茨更近。　　比尔·盖茨没有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出现，本身就发人深省。而且，其他土地既出现了比尔·盖茨，在生存竞争十分残酷的今天，就一定会构成对我们的压力和威胁。据报道，盖茨已经行动，起诉亚都使用了盗版微软软件。且诉状上有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华盛顿州务卿的签字。　　1998年盖茨坦言：“要用10年时间用盗版让中国人上瘾。”盖茨1998年7月20日在《Fortune》杂志上声称：微软实际上是鼓励盗版，以盗版占领市场。有关专家认为，盗版相当于零关税倾销。时机成熟，微软会让使用者付出更大代价。照盖茨的算法，理论上中国人需赔微软2000亿元人民币。幸运的是，中国大地上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微软运用盗版软件达成的垄断对于我们的威胁，开始提醒人们：中国人，要小心盖茨先生。　　在目前的中国，多数企业家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比尔·盖茨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综合状态的整体效应。它是在整个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经济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综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运作机制，企业家个人的人生哲学和心理状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比尔·盖茨领导的微软的成功，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实现的，生长于一大批世界超级企业的背景之下。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引导社会稳定积累和发展的环境，企业内部也没有真正有生命力，并最终可以导致企业成为世界行业巨子的知识积累、科技开发、文化发展和决策机制，那么这片土地上就永远不会有比尔·盖茨式人物的出现。　　制约中国出现超级企业家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是多样的。但社会缺乏合理的促进机制和个人的人生哲学受传统的制约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现阶段对于人的激发机制，还远没有将中华民族的智慧潜力最大化。近一个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的结果都肯定了中华民族智慧优秀这一结论。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观念的落后，我们的社会仍然试图简单通过劝人向善的思维路线引导人的发展，强调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　　德才兼备是我们理想的人才模式。而我们对“德”的界定，往往受暂时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缺乏应有的、面对人的社会生活本质的稳定性。我们悠久文化在其延续过程中缺乏面对人性本质的根基，我们为广大国人长远认同的国魂仍然在寻找当中。　　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和追求，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只有在成为个人价值选择的时候，才是实质的和有意义的。封建社会长期对这种价值的宣扬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些价值的强调，并没有使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变得素质更高，也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使人变得更为高尚。高尚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选择、一种积极经验、一种信仰。一个社会缺乏养成人们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的环境和褒奖机制，高尚就不能成为人们的选择和有积极后果的经验与信仰（所以诗人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感叹。当然，一个成熟的人不会因为世界上存在卑鄙就不选择高尚。这个世界上将永存卑鄙，也永存高尚）。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建设起养成人们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品质的环境和促进机制，不能尊重、理解和保护合理的个人利益，简单强调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那么人们就只有一种选择：虚伪。　　无庸讳言，人最关怀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成为个人价值一部分的时候，人才去选择和追求。　　人的需要发展是分层次的。较好地解决了生存问题，应有的安全感得以建立，人们将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应当说，在目前的中国，多数企业家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利益前途是更为现实的问题。为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国经济变革的一个明显路线，必然是让优秀的经营者获得合理的利益，并且为这种利益获得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　　实际上，对于根本的国家利益而言，真正关键的是财富是否留存于这片土地和是否有效地投入再生产。如果一片土地上太多的金钱或其他资源不具备资本的性质，不能良性地增值，没有有效的再生产机制，而是被另外一种损耗机制所消耗，那么无论这些金钱或其他资源是否国有，它都不会增强国力，而且前途一定是被消耗殆尽。实质上，现有财富对国家真正有意义的是能否为国家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毫无疑问，国家所制订的相关政策，应当向促进金钱或财富增值和再生产的方向倾斜。这方面我们已经有长期政策失误的教训。其实，从国家的整体利益看，财富的国有与民有，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在宏观和国际比较的意义上，个人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美国土地上更多的财富是个人的财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无财民不发奋”。经营的成就与规模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合理，经营者就会出现心理失衡，极大地损害他们的进取愿望和努力，使经济缺乏来之于这些优秀经营者的动力。另外一些经营者则铤而走险，用不被认同和非法的方式聚敛个人利益。很多官场和国有企业的优秀分子，非但没有随年龄的增长和成功的积累而获得人生合理的完成感，而是在人的自然发展和成就的过程中体会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挫折感和心理的不平衡。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生活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领导的事业或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干扰甚至破坏。这种状况在我们社会中的广泛存在，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社会的力量，破坏了我们社会持续发展的脉络。　　如果一个企业家总想到把自己的企业维持下去，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或早或晚会走向死亡　　比尔·盖茨坦率承认，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对于国际化的技术超前、人员稳定、营销体系健全、开发和拓展战略明确等方面的优势远没有形成的更多中国企业，同样的问题应当比微软严重得多，但我们企业家的忧患意识却不见得比比尔·盖茨强烈。事实上，在日益激烈的国内竞争和市场国际化的压力面前，在行业和整个社会激烈的重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目前中国的竞争格局里，不管一个企业已经做得多么辉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危机：企业是否很好解决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秦池”在它最令人关注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它不会走很远，也不会辉煌很久”。道理很简单，泼上汽油的火焰，尽管一时炙热，但它不会维持很久。一个企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企业家对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清晰的概念，他所领导的企业就注定不会走太远。因为暂时的策划行动而一时引人注目而很快失败的泡沫式企业最终失败的例证已经太多太多了。“燕舞”最终变得无声无息是另一个典型例证。　　一个企业可能抓住一时的市场动向而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如果它不能及时地作战略的调整和顺应市场要求的改变，在更大范围内缺乏清晰的概念和应有的预见性，系统自身缺乏外来力量的支持和外来优秀智慧的介入，最终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国内更多的企业之所以寿命短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运作机制的文化基础不是现代企业要求的现代文化，而是过去在农耕生活条件下形成起来的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市场已经一体化和社会瞬息万变的时代，如果企业本身是封闭的，作出决策的依据仅仅是别人的成功或个人的意志，那就只能或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选择落后，或直接偏离发展轨道走向死途，最终发展是最好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维持”是目前许多中国企业的一个最为严重的误区。如果一个企业家总想到把自己的企业维持下去，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或早或晚会走向死亡。　　在“发展”与“消亡”之间没有“维持”的中间状态。维持是走向消亡的一个过程。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讲，从群体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讲，生存的方式只有一种：增加自己的力量。选择了维持，也就选择了死亡。　　从历史上看，中国“皇权”时代的机制就是“维持”。先皇帝在选择继承者时，他想的是怎么把江山传递、维护下去，这种思维方式和权力机制扼杀了中国土地上“发展”的生机。必须承认，我们社会的运作机制和生活过程中，从各级官员的遴选到人才培养的哲学（素质教育的讨论尚未能在人才培养的取向上有根本的突破），从生活方式的选择到思维的倾向，“维持”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取向。在世界一体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同以“发展”为社会运作机制和生活过程基本取向的对手进行较量时，实际上处于某种先决的不利地位。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社会机制和生活过程仍然不能摆脱简单延续的色彩，不能迅速、有效地建立起发展机制，那么，不管你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也不管你怎么预言，中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不会有实质的改变，不会成为世界第一，也不会出现比尔·盖茨。　　企业选择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路线，意味着企业要用发展的眼光设计企业的目标战略。　　的确，生存是每一个企业都有的问题。但是，如果只着眼于生存，可能恰恰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且难于生存。发展，才可能超越生存阶段。虽然发展也是生存，但它是一种更为主动的生存状态。中国历史悠久，先祖们试图用内敛、维持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修筑长城来坚守自己的疆域。斗转星移，长城成了历史的遗迹，也终于没有能挡住外强的入侵，这片土地依然饱经外患。相反，美国历史短暂，但从立国开始就用扩张、发展的方式思考和行为。结果，13个州变成了50个州，兵力几乎可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制造了一个超越先祖大英帝国“日不落国”的时代翻版。发源于欧洲的扩张、发展、超越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倾向在美国人的血液里依然一脉相承。　　在具体操作上，一个企业要想真正走出一条发展的道路，不仅需要大社会利用合理的政策和法规为其提供成长的空间，更需要在内部建立起导引企业走向成长的发展机制。按照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表的有关“新经济”的观点，创新思想和技术是已经到来的新经济的关键，在这种经济形态中，风险、不确定和持续变革是法则，而不是例外。　　这就意味着，现代企业必须建立持续变革的机制，建立更为广泛和有效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研究和预测体系，才能够在激烈行业竞争和迅速的社会重构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为此，企业一方面需要在整个投资理念上重视市场动向的研究和自身参照视野的扩展，使自身具备良好、充分、及时、广泛、准确的信息环境，同时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创造力的释放，并通过广泛引进外部优秀智慧而使企业在大社会中的定位更明确，更富于应变能力。　　在我们社会的价值倾向中，有着强烈的缺乏未来概念的简单功利主义色彩　　由于长期封建王朝的统治和社会急剧变化的强化，个人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社会现实，使得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积淀起了深厚的“急功近利”的简单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和行动取向。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1000亿元的豆腐渣工程为什么会出现。简单功利主义思维方式给予权力的定义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生意的概念则是：不管用什么手段，钱赚得越多越好。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活概念中缺少未来，现实生活中就会有太多的过去。　　必须承认，在我们社会的价值倾向中，有着强烈的缺乏未来概念的简单功利主义色彩。往往对眼下生活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才去认真对待，捞取眼见的利益才是现实的，过去和未来对我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从文化的视角看，我们悠久的文明中缺乏应有的对过去的尊重，为此我们不应该毁灭的却保留得太少，应该抛弃的却又留存得太多。　　由于缺乏远见，我们迄今为止，想把自己的工程或企业做成一个品牌的领导者比例还相当小。当一个企业家真的要树立自己的品牌，使自己长期发展下去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会因为眼前的局部利益而用事业的代价使自己的工程成为“豆腐渣”。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做出“豆腐渣工程”的企业和企业家本身也必将成为豆腐渣而被社会所抛弃。　　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赚钱还是多数人的首要甚至惟一的目标。真正的强者在做一件事情时，基本的概念是我要做世界最好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许多人的视野还非常狭窄，在当地小有名气便觉得很了不起了。中国最终出现比尔·盖茨式人物需要一个文化前提，即一定要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基本目标定位是成为世界最强。　　不久前，有机构完成了对韩国、日本、中国经理层的对比研究。调查内容是“什么目标对你最有吸引力”？结果发现，社会越是落后，金钱的吸引力越大。这是合理的。中国经理阶层最关注的是酬劳的高低，是否有住房补贴；韩居中；日本则最关心“怎样能得到充分发展”。　　成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出人头地”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度量。或多或少，成功的企业家都已出人头地了。今后该走向哪里？许多企业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发展概念的缺乏和人生目标的世俗化，远比他们所遇到的心理困扰、家庭矛盾和事业艰难所产生的阻碍作用更大。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家的文化品格决定了他们领导的企业能够走多远，决定了他们的企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是否具有竞争力，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会有多大的潜力。中国今后将走向哪里？能够走多远？除了社会机制的变革外，还将受制于中国企业家的文化品格的提高和改进。当然，以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惯性和经济落后的社会状况为参照系，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取得的成功是骄人的，但是如果以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世界经济大格局为参照系，我们企业家的成功还非常渺小。　　在我们现今的文化气氛和深厚的传统当中，企业家在初获成功，“出人头地”之后，在世俗层面上的未来生活有所依托，易于衍生出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进一步发展的欲望逐渐弱化。　　对于成功者，世俗化的人生哲学往往成为制约人们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障碍。为什么在整体意义上我们的志向没有那么远大？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社会机制的原因，有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成功之后的安全感等原因。那么，真正优秀的企业家，所从事的应当是事业，他们最大的满足首先从事业的改进、发展、成功中获得。这种满足不再是简单的心理满足，而具有了精神的意义。赚钱是成功的自然后果，赚取的钱财又是开拓事业的手段。为此，他们的倾向是积极向上、坚韧不拔、不会轻易放弃的。企业家是否具有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以后能走多高、多远。　　我们社会的另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务虚。有足够理由相信，务虚是我们社会虚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务虚的确给某些人带来了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成功是暂时的。　　当“秦池”敢于做那么大力度广告高起点启动的时候，“秦池”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但当“秦池”试图一再用天文数字制造广告效应的时候，错误就明显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一目了然。自己企业中究竟积累起了多少能够与自己的广告投入相匹配的力量，是企业决策者们更需要面对并有清醒认识的问题。没有产品质量的保证，广告的真正价值就难于实现。赢得消费者的不变法则是：值得。没有价值内涵的品牌只会给消费者留下自己被愚弄的感觉。双脚没有踩在地上的表演者必将摔倒。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事业是完全通过务虚的方式制造出来的。一个个务虚的行动可能给我们带来过一个个机会，但在这个过程里，如果你没有增加力量，没有力量的依托，消亡是必然的。　　成功者自我意识误区也常常制约企业实现理性决策。大凡成功者总希望自己在每个方面都是强大的、优秀的。然而人世间没有圣贤，没有成功者真正优秀到处处超越别人。优秀的决策者是优秀的组织者，善于将各种资源按最佳方式匹配到一起而后做成事业。因此，对成功企业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战略眼光，了解自己的弱项、不足，并懂得如何弥补。决策错误导致的浪费，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远比大吃大喝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浪费严重得多。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越是成功，越需要警惕真实自我的迷失，越需要了解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并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具备的条件，弥补自己的不足，增加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增加往往不是从系统内获得，而是借助系统外力量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