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

科学与人文 吴国盛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问题，还包括人文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的问题。现在，社科与人文的分别越来说明显，而在以前不作区分，统称做社会科学。今天这个题目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但也包括社科与人文，因为作为科学性来讲，问题的角度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存在急功近利问题。所谓的量化指标，以及近代科学运用的这一套方法，存在局限性；再就是科学的社会形象问题，现在生产力很低，所以科学很重要，但科学的这种社会形象是否正确，科学是否就是生产力；还有教育问题，重理轻文，重社科轻人文。这都是很明显的实际问题。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古代有没有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是什么意义上的科学？要弘扬科学精神，弘扬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理论的问题，现实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就是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若不能从理论上理清，以上种种问题都无法做出好的回答，所以我冒险来涉及这个大的题目。文章已经写出来了，将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四期上发表。今天我想讲六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文"的辞源解析；第二个问题讲"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第三个问题讲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第四个问题是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第五个问题是近代科学与近代人文的关系；最后谈一下弘扬科学精神的问题。我们一般说的"人文"，是跟"科学"对立的东西。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是一对范畴，人文与科学是相互反对的。这很可能是基于现代性的一种误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就是理想的人性；一是"文"，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人性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教化。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是否有一个共同的人文结构，也就是说有没有共同的理想人性，有没有共同的实现这种理想人性的教化方式？在现代看来有一些统一的东西，我认为很难这样说，至少从中国与西方来看，他们的人文结构是不同的。我认为，在希腊，或者说以希腊为发源地的西方，他们的理想人性就是"自由"，所以自由教育就是人文教化，就是人文。所以象liberal education不能翻译成自由教育，只能翻译成人文教育，liberal arts只能翻译成文科，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称之为人文的东西，都是来?quot;自由"。所以我说希腊时代，它的人文结构是"自由"，以"自由"作为核心。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理想人性是"仁"，教化方式是"礼"。"仁"和"礼"构成了中国的人文结构。西方人以"自由"作为理想人性，它的教化方式是"理性"，或者叫"科学"，它们两个是一个东西。"科学"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人性结构所包含的。我们经常说中国的人文更重"晓之以情"，西方的人文更重"动之以理"。这种对"人文"的辞源解释就告诉我们：一切知识，从本质上说都是人文知识，只不过依赖于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性是理想的人性，以及用什么样的教化方式。所以人文与科学的区分是第二位的，他们在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怎么由来的呢？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一般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以数理科学为典范，而数理科学通常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的。也就是说，若把学科进行越来越严格、越精确的定义方式，一种收敛的定义，那么最标准的科学是牛顿科学。以牛顿科学为蓝本发展出来的科学是数理科学，再外围的是博物学，再往外的像社会科学，然后就是所谓的人文科学，这样一个收敛的序列。这种收敛的定义方法就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认为非数理科学的科学性不强。比如说，我们知道生物学历来有两部分组成：试验生理学和博物学。但诺贝尔奖并没有生物学奖，只有一个医学与生理学奖。诺贝尔奖继承了19世纪以来那种纯正的科学概念，没有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生物学奖。还可以看到，经济学慢慢地成为精确科学，在诺贝尔奖中也就设立了这一奖项。由此可以看出"数理科学是科学"这样一种规范的定义。在这种定义下，很容易看出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西方古代也很难说。但这种收敛的定义有一个问题：怎么解释牛顿科学的历史来源？追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牛顿科学其实归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我们可以将这个传统称之为西方的科学传统?quot;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西方的学问。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非英语国家的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胡赛尔所讲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其中这个"科学"，就不是natural science，而是指欧洲人性的危机。今天我们讲的科学，自然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科学，金融科学，文化科学，所有这些科学都与牛顿科学一样属于一个共同的传统，起源于希腊，关键词就是"理性"。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科学"和"理性"这两个词在过去是可以通用的，它们有那些特征呢？我们经常说"学问是我的存在方式"，"科学"和"理性"是西方人的一个根本的存在方式。我这里举出两个特点：一是"内在性"，我们经常说科学的问题只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就是因为科学本身是内在性的，不诉诸于任何别的东西，不诉诸于外部的因素，可以自己确立自己。康德有一本书叫《纯粹理性批判》，其中?quot;纯粹性"就是"内在性"，也就是说"纯粹性"可以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与中国的"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由外部确定不同，西方的处事原则一开始就是内在原则，认为理性本身可以为自己规定道路，可以规定自己的目标。第二点是"合目的性"，它在希腊理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近代以来"目的性"被踢出了科学的阵营，科学被认为是中立的，客观的，对事实的判断，不谈目的性。而目的性是希腊理性中的一个内在的动机。我们可以举怀特海，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晚年的一篇文章《数学与善》?quot;数学"与"善"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怀特海是公认的希腊理性的传人，作为纯粹理性的内在性，数学是最典型的，它是纯粹演绎的，不需要任何外部的干扰，通过理性自己的规则就可以演绎展开过程。与"善"--最高、最好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数学"与"善"构成自己一生基本的线索。我认为这就是"内在性"和"目的性"。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中包含着很多意思。第一个，"省察"，就是反思、反省。为什么一个生活需要反省呢？中国人也讲每?quot;三省悟身"。反省的生活实际是要诉诸某种内在性原则的，就是一种自我批判的生活，是一种高尚的生活。"不值得过"中就包含着"目的性"的思想。康德的书中也包含了"内在性"和"目的性"--价值问题。胡赛尔的书中提到欧洲科学的危机本质上是人性的危机，有两个理由，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一方面是非理性主义盛行，另外一方面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本来是科学理性的产儿，但它发展的结果是只保留了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放弃了对普遍性的寻求，特别是放弃了对目的和意义的寻求。近代科学由于对目的的放弃，导致了内部的分裂，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裂，导致了一系列的分裂。胡赛尔认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就在于当时支配的理性主义是片面的理想主义，狭隘的理想主义，它放弃了它的内在性，内在性意味着普遍性，更加放弃了合目的性。 为什么希腊和欧洲人会有这样一种追求方式呢？为什么中国人就不以"科学"和"理性"来追求知识呢？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一套人文。有这样一个故事：孟子的学生问他，父母死后为什么要守孝三年呢？孟子没有给出解释，没有理由（reason），只是说，父母养育你那么久，可不止三年吧。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文知识诉诸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体验，要唤回你对亲情的体验，是一种"动之以情"的知识路径。希腊欧洲的知识追求之所以会?quot;科学"和"理性"的方式出现，与他们的理想人性是有关系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理想人性是"自由"，"科学"正好是体现"自由"理想的人文形式。自由的理想人性为什么要以"科学"的方式体现出来？例如中国人和希腊人面对基本相同的一片星空进行研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知识形式。也许中国人观察地更细致，更精确，但中国人得出的是星占学，希腊人得到的是数理天文学，而正是这套数理天文学导致了现代科学。二者有什么区别呢？星占学，第一要服从"礼"的要求，它假定天上星象的变化将会导致地上人事的改变，天文官实际是礼仪官的一部分。而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出现就集中代表了希腊－欧洲?quot;科学"的理想追求。第一个数理天文学家，也是第一个科学家，第一个哲学家，叫泰勒斯，他每天晚上望着星空，结果有一次掉进地上的坑里，边上的一个渔夫就嘲笑他说，你天天看天，可是地上的事情你还没看清呢！这个故事有象征意义，就是说西方的知识追求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追求，不顾及实例，不顾及眼前，开始就有纯粹性。刚才我们提到理性的两个特征，都是"自由"引导的结果。它们具有内在联系，"目的性"追求首先是蕴涵在人性理想追求之上的，理想，"理念"，之中已经包含着"目的性"，理性生活一开始就是一种理想生活，从苏格拉底一直到近代的康德，都一再强调，"自由"不是随随便便，而是一种"合目的性"，特别是合乎"理念"，合乎"理念"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只有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 "自由"的科学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知道，希腊是演绎科学的故乡。埃及人发明了测地术（geomatria），但希腊人把它改造成几何学。希腊人创始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古典希腊人而言?quot;自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是游戏--"game"，不是现代那种激烈的竞争，在思维生活中就是演绎科学。另外"自由"的特征就是非实用的，非功利的，是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这也是与中国文化区别之处。第三个特征是说"自由"最终要指向"善"，"自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中世纪早期，犹太人的哲学，一种东方的宗教站在支配地位。到了十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一次文艺复兴，通过对希腊手稿的重新翻译，把希腊精神引进到欧洲的精神生活。12世纪之后，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是教父哲学，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后期的高峰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的代表。经院哲学的出现代表着希腊精神与基督教的一种融合，它把希腊的理性精神引入基督教的神学，从前的神学是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宗教首领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中世纪神学为欧洲带来了希腊精神，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科学"本质上就是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不是我们近代理解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从一开始，"科学"就是西方的"人文"。 今天我们使用的"人?quot;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Humanism来源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思潮，强调世俗生活，强调人的知识，强调全面发展、人的教养。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人文主义运动有一个后果，就是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quot;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是很不错的译法。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quot;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是并存的，世界是反魅的，是有自身的价值的。这类似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一种纯粹的"主奴关系"并不能实现主人的自由。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首先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且是一种自我奠基，理性自己能为自己开辟道路，制定规则。而且笛卡儿还开创了所谓的主体性时代，?quot;我"作为"思"的中心。笛卡儿不仅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把以前的悦耳的声音、美妙的颜色、芬芳的气味这样的一些东西全部还原到数学的东西，声音只不过是一些波的组合而已。这样才使得对自然界的大规模的运演成为可能。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发生的其它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是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还提到，"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要服从自然，就要有效的预测自然。预测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理想，而在希腊时代并不是这样的。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像人类基因解析。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自我出版检查制度"。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外部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will 's power）"，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quot;的肯定，一种对科学的无限的乐观性。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针对于此，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谈的就是有限的问题，增长的极限，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极限，而且包括近代技术理性的极限问题。近代科学的数学化，是因为力量与控制这两个目标必然的要求预测的有效性，而预测的有效性必然要求科学的数学化。特别是演绎，演绎数学会得到必然的结果，没有任何的例外。科学的数学化把我们的世界还原到一个纯量的世界，把科学研究的过程还原到一种计算过程，是一种计算的方法论。 近代科学处于一种自由的精神在一种力量型科学中的困境。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生产流水线，技术的专业化，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quot;（power）的乐观主义。唯人主义与技术理性是相互确认，相互加强的关系。里根接见宇航员时说过，"因为有了你们，所以我们感觉自己像巨人一样。"航天技术代表了一种力量，力量使人自命不凡。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把在科学研究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这种定义是将科学方法等同于科学精神。在当前中国科技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提法有其显示合理性，但存在着学理上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论是否能推广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即使在科学体系内部也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方法论。目前研究一致认同的是一种情境主义，认为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情境的。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末。另一个就是方法的适用要受制于伦理和人性的情境，方法主义要服从于效率，而效率是要受制于伦理和人性的。显然，没有人会认?quot;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还在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所以在什么情境，在什么限度，在什么范围内使用什么方法，是否来推广，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非功利性，为科学而科学，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纯粹的希腊科学精神，纯粹的西方人文精神。也就是理性精神，自由精神。 我们经常提到希腊人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是典型的理性原则。中国有句话叫做：子为父隐。中国认为父子亲情是最亲的，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挑战这个原则就是挑战整个人性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和中国人性精神的区别。 最后我以一个故事结尾，就是希腊人阿基米德的形象。他是一个希腊化的科学家，他身上集中了两种形象：一个是希腊沉思者的形象(meditation)，在他的城邦被罗马人攻陷时，罗马士兵手持兵器站在他面前，他的思想却陷于一道几何题的演算之中，在临死之时，他对士兵说："不要踩坏了我的圆"； 另一个是魔术师的形象，他凭一人之力就可以提起敌人的军舰，率领一群老弱妇孺就可以用镜面的反射烧掉敌人的军舰。今天的中国显然忽视了这种沉思者的形象，而更多地强调魔术师的形象。在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是有偏颇的，我们忽视了科学根本的意义，忽视了科学的开端和最强有力的地方，忽视了科学有创造性的地方，我认为今天更值得弘扬的西方精神?quot;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