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 (六) 虎头蛇尾话造船__续2

第六节 开花结果



坚决不从的中村新次郎想通过新式的朝日丸与大阪商船竞争，结果如同螳臂挡车，自取灭亡。不到一年，1884年底，朝日丸就成为大阪商船的战利 品。但就不知道中村新次郎本人的下场如何，不知道是否也在市场经济中跳楼了。中村新次郎手中虽然有利器，但面子小，没有办法调动铁路，不能保证足够的货 源，对抗不了有政府背景的大资本。

朝日丸被大阪商船接收后，营运成绩非常好，于是想以此为基础大规模更新船队。但大阪商船没有钱，向政府申请补助。讨价还价之后政府给大阪商船 8年期，年5 万元的补助。大阪商船反过手来，以这政府补助做抵押，向三菱再借款40万元。并且，这些新船都由政府的造船所承建，所需费用分期付款。大阪商船空手套白狼 的手法可见一斑，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中村新次郎就没有这好事了。从1885到1891年，大阪商船共订购了11艘铁船。如果Kirby能等到这笔订单，就 大富贵了。这11艘铁船逐次推动日本造船技术的进步，后期的船为钢船，装备日本自产的三段膨胀的蒸汽机，吨位达到700吨。这11艘船的首艘为第四艘太湖 丸，依然由海军小野浜造船所建造。建造过程中，其它造船所的人员现场实习。然后，其它船只由长崎造船所和兵库造船所建造。

三菱有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撑腰，通过1874年台湾出兵和1877年的西南战争，三菱得到了很大发展。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暗 杀，1881年大隈重信倒台，三菱失去了强援。政府内部批判三菱的呼声高涨，说它搞垄断。于是1883年，农商务大辅品川弥二郎组织共同运输会社，在政府 强力补助下与三菱竞争。三菱也不能坐以待毙，1884年向工部省租借了长崎造船所，维修改造三菱的船队，提高竞争力。中国提高竞争力的办法是提高人的积极 性，日本则是如何改进机器的效率，这里又体现出来了。这种由潜意识驱动的举措，反映了经过大炼钢铁之后的日本，思想认识与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了。竞争的结 果，使横滨到神户的船票降到只有0.25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类似航线十余年前的价格，这十余年蒸汽船进步如斯。

但是，三菱和共同运输出现了巨大亏损。经过一连串政治斗争，三菱和共同运输合并，1885年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资本1100万元，拥有蒸汽 船58艘，其中14艘是超过1000吨的新船，还有11艘帆船。当时蒸汽船的性能还不能全面取代帆船。并由政府保证每年8分利益的补助。但是，作为三菱支 柱的海运业被独立出去，大量的员工也被划归新会社。三菱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日本就是这样，专制独裁，权力不受制约，侵犯私人产权。侵犯产权的结果，三 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年纪青青50岁就死了。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一直是民主宪政的国家，保护私人产权。所谓的抄家，那都 是因为有案底，遵循法律程序。

岩崎弥太郎的弟弟岩崎弥之助成为三菱第二代社长。三菱向何处去？他给大藏卿松方正义写信，要求能把工部省的长崎造船所低价处理给他。这事好商量，因为岩崎 弥之助和松方正义是儿女庆家。于是，1885年，长崎造船所作价45.9万元处理给三菱，还分50年付款。更名为三菱长崎造船所，后发展成三菱重工。不 久，日本邮船会社又回到了三菱集团。岩崎家族与日本政治及商业高层人士有广泛的婚姻联系，不知道回归是否与这有关。

三菱能这么干，作为松方正义的同乡和后辈的川崎正藏也如法炮制，1886年接收了工部省兵库造船所。川崎正藏是萨摩出身的商人，被萨摩委托从 事琉球砂糖运输贩卖。维新后被新政府任命处理琉球藩的业务。新政府采纳了他的不用武力，而用怀揉的办法征服琉球的建议。1879年，琉球藩成为日本的冲绳 县，他居功第一。1878年，在松方正义的援助下，川崎正藏在东京官有土地上设立造船所，1886年接收了兵库造船所后，所有设备人员转移到神户，形成川 崎造船所，后发展成川崎重工。现在中国铁道部购买的CRH新干线，就是川崎重工生产的。川崎正藏还办航运，成立了川崎汽船，最后形成了大型的川崎财阀。 1890年日本宪法颁布设立国会，川崎正藏成为贵族院议员。川崎家与岩崎家也是儿女庆家。

作为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它们的技术源流是Kirby的神户铁工所，是Kirby聘请的30名中国熟练技术工人，是江南制 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CRH新干线上实际也有中国的血脉！但中国实现技术跨越后却放弃了，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比较效益。读史到此，非常感慨，历史常常就是 这么造化弄人。

三菱和川崎是商乎？官乎？官商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是“政商”。所以就不难想象，没有背景想在市场中混的中村新次郎为什么会失败了，外国人 Kirby的命运也是一样。中国也有这样的“政商”，也是一样把国家财产想办法捞到自己腰包。但是，日本的“政商”在为自己捞之余，会发展实业“造东 西”，实实在在为民族创造财富。而中国的“政商”则是发展经济，什么来钱快效益好干什么，于是热衷于股票房地产，或者发挥比较优势做买办。这大概还是与中 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日本经历了大炼钢铁，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就是造东西。中国还是传统的，以为挣钱多了生产力就发展了。所以在中国一提发展生产力就是 如何挣钱，日本则是如何造东西。

大阪商船的新船主要由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承建，在建造过程中磨练提升了技术。1891年后，大阪商船的船只建造结束，新船建造几乎停 止，年间总造船量不足百吨。那个时代，日本国内蒸汽船的市场还是太小，一方面是蒸汽船还需要与帆船搏斗，另一方面则是国内造船的技术价格工期与国外还有差 距，许多的船在国外订购。大阪商船在国内建造，是因为政府有优惠的政策。Kirby的死实际与这有关，造船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却没有稳定的市场，无法维持 开工率。

遇到这种情况，Kirby的私人船厂只能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体造船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则业务主要集中在修 船和对船舶的改装，时代发展太快，新船很快就会过时，需要不断维护改装，比如更换新的蒸汽机跟上时代的步伐。对船舶尤其是大型船舶的改修，为将来自行建造 大型船舶打下了基础。

造船所的业务也基本只存在于集团内部。以三菱长崎造船所为例，1885-1898年，主要还是来自兄弟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和大阪商船的业务， 当然还有三菱自有的船舶，它们占了约90%，其它还有政府的船只，真正民间的船只不足5%。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只能这么大而全小而全， 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了。在市场中搏击的私人造船厂就没有这样的发展环境，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这空白期，三菱没有忘记新的跨越。大阪商船还只是几百吨的中小型船舶，三菱自己的1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还不能建造。三菱采取的新跨越方 法是，向国外订购大型船只时，派遣这些有实际造船经验的工人去国外造船现场监工，从中领悟新的技术诀窍。经过一番磨练之后，1894年初，三菱开始新的跨 越。1592 吨，装备新式三段膨胀蒸汽机，835马力，二重底的钢船，须磨丸开工。但这艘船不过是三菱社内的运煤船，造船厂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把新学来的技术练练手。

日本海军横须贺造船所也经历了一样的过程。从Kirby的神户铁工所实现了铁军舰的跃进。然后再向国外订购新军舰时，派有实际经验的人现场实 习，提高技术，回国后造更大的军舰。在从英国购买的浪速級基础上自行设计，1890年开工，1894年3月建造完成的“秋津洲”，3150吨，8400马 力，19 节，装备中小口径的速射炮。针对中国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建造的“松岛”级三景舰，“松岛”、“岩岛”1888年初在法国开工，然后第三艘“桥立”在日本开 工，1994年6月建成，4217吨，5400马力，速度16.5节。

就这样，中国培育的近代造船种子，被市场经济所不容所摧残，于是流落到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但反过来却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第七节 理性 Vs 激情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的反思就是大清如何封建专制腐败，比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花园。舰队训练不足，实弹训练如同儿戏、甚至还挖出了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定远舰舰桥年久失修、舰炮上晾裤头等细微末节的小事，跟现在小报的野狗队有一拼。但这些与战争胜负有关系吗？

不专制腐败。说说容易，具体怎么做？船只一动就要维修保养。时代进步这么快，军舰买来就落后于时代了，需要不断进行现代化改装。实在不能改装 了，则需要改成二线舰只，或者改成民船，以充分利用一艘军舰的生命周期。实弹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炮弹。中国凭什么做这些？靠市场经济、人的积极性？那还不 如把买军舰的钱用来拉动内需，发展房地产，提高综合国力。国力提高了再买更多更好的军舰和炮弹。西太后修花园搞房地产拉动内需提高国力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 理性正确的选择。这套路放在现在也非常正确，军队要忍耐，凭什么指责当时的人专制腐败？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并没有失败，打退了日本舰队的进攻，完成了既定的运兵任务。中国损失的只是非主力舰只。日本旗舰，也就是那艘自产的“桥立”，挨了一颗巨弹，1/3的人员死伤，差点沉没。“吉野”被重创，其它大大小小都带伤。海战结果实际是互有得失。就当时的技术而言，即便训练充分，一次海战的结果多半靠运气，一次战役的结果远不能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但这次真的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此役结束后，李鸿章提出保舰方针，再也不出海了。这不是专 制腐败，也是没有办法，中国凭什么抢修战损的船只，补充消耗的弹药？！日本的造船厂拼命抢修船只，实现三菱第二次跨越的须磨丸只能暂时停工，全力以赴修 船。釜石制铁所加班加点制铁，大阪炮兵工厂加班加点用铁赶制炮弹。日本舰队又很快重新回到了中国近海，取得了制海权。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陆地上，但中国没有铁路，无法通过陆地补充兵员弹药粮草，只能象日本一样靠船补给。招商局讲究经济效益比较优势，没有大 船，不能远洋，租来的船还被击沉了。制海权的丧失使中国军队的处境雪上加霜。日本大型三菱船队则来去如风。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中国本土，每次战役，日本 都能集中优势兵力。

今天的我们能读到当时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或者临阵脱逃的故事，这些其实都是面对强敌的正常反应。我们长期受道德教化，读到视死如归，就联想到士兵英勇，但为什么失败了呢，联系到临阵脱逃，就是制度腐败了。实际没有那么复杂，甲午战争的命运是在船台上决定的！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放弃了船台？我们每一步都非常理性，一算帐，亏了，就放弃了。更有人指出当时根本就不应该造船台，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 经济原则，耽误了经济发展，甚至幻想能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长出船台。如果当时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船，就不会失败了。于是找当时中国什么地方没 有实行市场经济，阻碍了经济发展。找来找去，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找到一证据，说当年有个私人船主挂法国国旗，因为挂法国旗受法国保护，中国不保护 私人产权云云。中国人始终反思不出来，是市场经济本身扼杀了中国的发展。

日本是凭着激情造船的，那是“铁道和港”的时代，要追上并超过西方，理性和经济效益则很少被考虑。西方能造，自己也能造，亏了就补贴，加强中 央计划，协调规划各方面的关系，靠中央计划强力打破市场经济死锁的怪圈。当然，中国人非常反感“计划”，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于是造不了东西，即使造了， 也会虎头蛇尾放弃。当然中国也想追上并超过西方，具体做法就是挣钱，有钱了就可以买到西方最好的东西。于是，中国高度经济发展积累的银子被日本造出的 “铁”抢劫了。日本抢到的银子也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改善生活水平，而是用来实现铁道、船、钢铁的新跃进，奋力追赶西方。

中国的银子被抢了，依然反思不出真正的原因。甲午之后，使用日本东洋技术，实现优势互补，市场经济又导致经济飞速增长，但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当代中国依然跳不出市场经济的宿命，运十和半导体也经历了与当年造船几乎相同的命运。即便今天的造船技术已经成熟了，中国造船在市场经济中仍然 不能实现追赶。近30年后，大飞机计划重新开始，但据说又要走市场经济老路。市场中死过一回，还准备再死一次。在中国运十首飞20年后，2000年日本开 始了大型飞机P-X/C-X计划，主承包商还是中国的老冤家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飞机还在图面上，日本自卫队就已经有了大约100架的订单。感觉一百多年 前的戏又在重演。

不知道中日两国这次竞争的结果又将是如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