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人贩子”

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全收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但5月订单会不会回暖,张心里也没底。　　全收熊了,企业牛了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2月12日,元宵节后第三天。从深圳飞驰了四个小时后,下午1:30终于到达了韶关。安静的街道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候客的摩的司机聚在路边打牌,“又是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不知工人愿不愿意来。”张全收嘟哝道。这次他来是和韶关的一家日资电子厂进行用工谈判。“以前老板都来我们这抢啊,这个说我先来的,那个说他先来的。”忆起辉煌岁月,张全收的脸上满是留恋。到企业谈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牛气,“叫你们董事长来,厂长、经理我不会和他说。”但是现在,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谈判约定在4点钟,张给对方接待人员挂了个电话,“我们提前到了,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先见面?”　　对方婉拒了张的要求。　　张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来的路上,他和福州一电子厂打了不下15个电话,对方开始要250人,在张的游说下,又追加了350人,但条件一再压缩,张被迫一再妥协———在去年,这家工厂要了1700人,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张的心情当然更差了。　　看看还有两个多小时,张决定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睡不好,他需要补觉。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曾创下有名的“全收模式”:先将工人招进来,哪个工厂要人,再将工人“打包”过去。没活干的时候,免费为工人提供吃住,并且照付工资。他手下的工人最多上万人。　　然而,从去年11月份开始,张就开始不间断地失眠:工厂退人,来的新工人又送不出去,他公司收的民工越积越多,张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洋西岸袭来的阵阵寒意。　　年后,张全收一直没闲着,几乎天天在跑珠三角的企业,推销自已手上的工人。　　谈判在四点钟准时进行,日方经理抱着笔记本电脑进来,连寒暄都没有,“我们的要求相当苛刻,这次我们只要16-23岁的女工。”　　这家工厂隶属于日本一家超大规模的跨国电子企业,主要生产电子马达。新年刚过,总部就对产品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决定不再生产原来的主要产品DVD马达,转而生产微型马达。　　日方经理解释说,这种马达只有黄豆粒般大小,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做出来。“年轻女工视力好,有耐心,比较适合。”　　张一听头就大了,工人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活,不但要穿着厚厚的防尘服,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去年送出去的工人,有的做了不到几天就跑了回来。　　但张不能一口拒绝。他提出招8个女工,必须招2个男工,而且必须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张的“兵”几乎全部来自河南,他们吃不习惯南方的米饭。　　听完翻译,日方经理沉吟片刻,“男工女工1∶9,只能提供中餐,早餐和晚餐自己解决。”谈判开始胶着,好不容易谈好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上又说不拢了。在管理费问题上,对方一降再降,差点谈崩。整个过程中,日方经理面无表情,一直在埋头敲击键盘,而张全收则始终陪着微笑。“金融危机”成了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日方劝说张全收:今非昔比,先活下来为好；张也毫不相让:危机总会过去的,订单回流,到时找我再要工人可不容易。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自行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全收不再“全收”　　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张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拐子扬村,他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十几岁便出来讨生活。他卖过冰棒,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遭遇有着切身的感受。　　小有积蓄后,他在深圳平湖开了个加工厂。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深圳平湖汽车站挂了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彼时,对河南人的歧视如病毒一般在珠三角蔓延,许多工厂打出“不招河南人”的招牌。张的公司吸引了许多同乡,张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自己的工厂消化不了,张就借给缺工的工厂使用,张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的企业也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张开始专职“招人给别人使”,而他则从企业缴纳的管理费中赚钱。　　为了更好地组织民工,张的弟弟张来收驻点河南,有人戏称“来了就收”。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发往各地工厂。　　张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2008年,张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位于深圳平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杯举目皆是。　　与张全收一起打拼多年的副总胡军付说,去年10月份,张甚至放出豪言,要将今年的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但还没等张全收反应过来,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张首先遭遇的是退工。20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说,要退回400名工人,工人们的饭卡没钱,已经没法吃饭了。张全收一听就火了,几乎吼着说:“×的,没饭吃怎么行。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凌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踅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事情都是同一件: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张全收的公司成立了9年。9年的河东,转眼就成了河西。2008年,与张合作的企业有二十余家,但是春节过后,减少了将近一半。　　形势的变化逼迫张全收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女尊男卑　　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张喜欢别人喊他“司令”,遇到正式场合,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那个农民工司令,我的名字叫张全收。”　　张没当过兵,但是带“兵”却很有一套。每有新工人来,他都要举起他那个著名的小喇叭,从河南文化讲到上工注意事项,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　　元宵节后,每天都有人来,但人数比去年少了大半,张也就很少像以前一样训话。新人的培训主要由副总朱安伟和胡军付负责,他的培训讲话被制作成了DVD,在胡和朱讲完之后播放。　　但有一件事,张却始终不让别人做,那就是验看每个男生的身份证。每有新人来,他就拿着一沓登记表,让男生一个一个走到他面前,他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对方,长头发的要剪掉,染了黄毛的让站一边,过去在工厂犯过事的,不听话的,他都要叮嘱几句———只有拿到他的亲笔签名,男孩子才能登记注册。“现在工厂对工人很挑剔,尤其是男孩,不收拾整齐一点,就不容易送出去。”张说。　　张的脾气火爆,有时已不是叮嘱,是男孩子们熟悉的“乡骂”,所以走到他面前时,每个男孩都战战兢兢。但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因为总有人来,同时又有人走,张始终无法给出个准确的员工数,但他心里有着大概的数字。春节过后,来了五千多人———差不多是去年的一半———送进厂了三千多,余下的一千多就被送到了公司位于东莞塘沥镇芦竹田村的培训基地。　　站在门口的保安感觉,今年只见人进,少见人出,基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屯兵场”。　　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去年只租北楼,但今年将南楼也租了过来。铁架床已经不够用了,新来的男生只能睡在地上。三十多平米的宿舍里,挤住着六十多个女生,床底下,角落里到处是箱子和摞起的盆桶,女生们需要相互贴身而过。　　由于男女严重失衡,集合的时候,女生先站队,呼啦啦地占了大半个操场。而男生则被放在操场的一角,等女生全部集合完毕,他们再站到队伍的最后。　　有男生和记者开玩笑说,“在这里是典型的‘女尊男卑’,不悠着点还真不行。”胜利在5月?　　张期望5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5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　　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工厂在看,我也在看。”由于控制了民工的流入,张全收由“司令”陡降成了“旅长”。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调侃,“你说,谁不想做司令?”　　张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至于这一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节点在5月。　　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　　张全收对自己的推理很自信: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待工一天两天可以,如果待工一个月两个月就肯定不行了。他预计不久就会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5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用工缺口。　　张期望5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5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　　至于“吃白菜”的人到时会不会真的多起来,张心里也没有答案。　　但张眼前所面临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基地里一千多号人,张开都是嘴。厨房的师傅说,光干面,一顿就要下150斤。一到吃饭时间,蜿蜒的队伍就如长蛇一般扭动。以前张全收看着他们会满心欢喜,现在却有种说不出的忧愁。2月9日上午,张决定自己去买钢材,再焊200张铁架床。火花在厨房边的空地上飞溅,无所事事的男孩女孩们围在一起,看着师傅们干活。　　围墙之外,就是双向四车道,白天不敢放孩子们出去。这些80后、90后,正是荷尔蒙大量分泌的时候,为了释放孩子们的过剩精力,张决定在操场上搭个舞台,整个晚会只有一个节目:露天的卡拉OK。　　白天,张四处谈判,电话平均两三分钟一个,他已经不敢用听筒了,改用耳机———他不得不这样拼命,他算了笔账,一个人在这里平均要吃6元钱,加上水费、电费和房租,一人一天就得花去10元,再加上承诺给每个人的,待工一天,发工资40元,“如果没有5000人在工厂上班,根本养不起。”　　而到了晚上,张也不敢松懈。张的声音嘶哑,但会唱很多流行歌曲,兴致来了,还能哼几段豫剧。2月12日晚上,基地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张特意剪了个头发,上台点了段豫剧《朝阳沟》。他唱,副总胡军付就在旁边做动作,又是挖地,又是除草,逗得底下的人群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