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及其制度成因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中国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这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中国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我认为，这要从中国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中国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中国，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中国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操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中国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中国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中国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中国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性，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二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中国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省以下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性之中。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中国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中国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