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领导艺术的特征

一、领导艺术具有综合性
领导工作既要解决人与人的问题，还要处理人与物、人与事的矛盾，工作范围涉及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多个方面。解决问题的复杂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领导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实践中的领导艺术通常表现为领导者广博知识的综合运用、各种经验的综合体现、不同层次艺术的综合把握。
其一，领导艺术是广博知识的综合运用。战争年代，毛泽东之所以“用兵真如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知识渊博，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样样精通，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门门都懂，就连心理学、逻辑学、动力学等也十分熟悉。所以，他指挥作战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被后人称之为“智慧的化身”，他超群的领导才能是与他的博学多才联系在一起的。对付司马懿的“空城计”表明其深懂心理学，“借东风”的成功显示了他对气象学颇有研究，“七擒孟获”的举止有印证了他对人才学造诣深厚。古今中外，大凡有作为的人物，都具备渊博的知识。高超的领导艺术建立在丰厚的知识之上，没有丰厚扎实的知识储备，无论如何谈不上高超的领导艺术。近年来，党中央在建设、改革的重大转折关头，总是把加强学习问题突出地提到全党面前，强调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科学知识。这是因为党的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干部素质的提高，始终同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分不开。努力掌握各种科学知识，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其二，领导艺术是各种经验的综合体现。领导经验既包括领导自己的直接经验，也包括他人的间接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既有本国的经验，又有外国的经验。领导经验的积累，不单靠学习书本上的抽象的理性经验，更要靠学习实践中具体生动的感性经验。毛泽东1938年在抗大对学员讲：“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的一切也是书。”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艺术正是对读书和使用两个环节获得的形形色色经验的综合反映。没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在复杂的情况面前，就难以做出正确决策。实践证明，领导经验对领导艺术至关重要。
其三，领导艺术是对不同层次艺术的综合把握。艺术是分层次的，可分为经验型艺术、理论型艺术和科学型艺术。经验型艺术即指熟能生巧的艺术，其局限性在于跳不出亲身体验的框框，缺乏理论概括，领导者只会操作，讲不出道理。理论型艺术的层次比经验型高得多，领导者在具体运用时常常会“举一反三”，但运用于实践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不具有成功的必然性。所谓“纸上谈兵”的错误即属于这一类。就是说它讲得非常好，头头是道，却不一定做得好。科学型艺术是对领导规律的正确把握，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把理论能力与经验能力融会于一体，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较好地实现了手段和效果的统一。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展示的领导艺术都是这种科学型的领导艺术。
总之，领导艺术的综合性，要求领导者刻苦学习、认真实践，全方位提高自己。领导者只有从多方面把自己铸造成“复合型”人才，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出色地担负起人民赋予的重任。
二、领导艺术具有非程序性
领导艺术在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随机性。毛泽东曾把战争指挥艺术称之为“流动的艺术”。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说指挥打仗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法，如同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一样，若能依据敌情变换战法取得战争胜利，则是用兵如神。这生动阐明了军事指挥艺术的非程序特征。正是领导艺术的这种非程序性，人们才对领导艺术产生神秘感，认为它不可捉摸，高深莫测。
其实，领导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解决问题是超出常规，不按已有模式，而是独辟蹊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妙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展现出战争史上指挥艺术的奇观。“四渡赤水”所体现的就是指挥艺术的非程序性。
领导艺术的非程序性从表面看似乎有点违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但从实质看，其奥妙就在于随机应变，以特殊的手段和方式达到遵循事物规律的目的。众所周知，战争的规律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诸葛亮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态势，首要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不被魏军消灭。他大胆利用司马懿的多疑，使用“空城计”吓退敌兵，赢得了援军到来的时间，为尔后安全退兵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弃城逃跑或守城硬拼，其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甚至全军覆没。因此，领导艺术的非程序性与遵循事物规律性不是相悖的，而是一致的。
具有非程序性特征的领导艺术中，有没有可以掌握的规范性东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若没有的话，领导艺术岂不变成瞬息万变、捉摸不定的“漂泊物”？人们又怎么学习和研究它？应当看到，在繁杂多变的非程序性领导艺术中，包含着一定的规范性东西，这就是事物的规律性。现存事物的任何偶然现象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性。毛泽东的“四渡赤水”、诸葛亮的“空城计”，就事物发展过程来讲都具有偶然性，但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看，这些举措又都具有必然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克敌制胜的妙计良谋、真知灼见，都不是仅靠灵机一动、火花一闪就能产生的，它有赖于知识、经验的长期积累，有赖于胆略、意志的刻苦训练，有赖于领导者审时度势的果断处置，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掌握的。
领导艺术若排斥非程序性，固守老一套，领导工作就没有生机，军事指挥非打败仗不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高层统帅机关照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将胜利的赌注压在“马其诺防线”上，结果造成战争初期的失利。继任法军司令魏刚没有从中接受教训，仍按专守防御的思想建立了“魏刚防线”，妄想以次阻止德军，结果导致军事上更大的失败，其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军事上墨守成规、不求进取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一历史教训说明，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研究指挥艺术的非程序性，创新战法，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军事活动是无序性活动，讲究在“奇”上做文章，强调出奇兵，以奇制胜。古今中外不同的战例有各自不同的奇招，可谓千姿百态，看起来似乎无规律可循，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不同奇招背后都贯穿着一个共同规范性的内容，即都是“虚虚实实，虚实结合，避实就虚，以实就虚”，由此构成战争指导规律的基本思想。掌握这个规范性内容，运用于指导作战，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三、领导艺术具有创造性
创造性是认得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领导艺术
的灵魂和生命。领导活动就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以及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国际援助等诸多条件。然而，仅有这些只是有了取胜的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要正确地指挥战争，也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领导者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单凭经验、靠老一套不行，只有确立新思想，采用新办法，才能打开新局面。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过人之举在于“敢走自己的路”，勇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创新精神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党的伟大工程。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领导艺术的创新之路，充满着改革与保守、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马克思说得好，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领导工作要实现创新，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具有创新意识，遇问题有远见卓识。创新意识是对传统观念的超越。那种对创新事物嗤之以鼻的守旧思想，泯灭了领导者的创新欲望；那种只相信以往经验的保守思想，遮蔽了领导者的创新眼光；那种靠“精神胜利法”支撑灵魂的盲目习气，阻碍了领导者对新目标的追求。所有这些陈规陋习都是窒息创新意识的枷锁。领导者必须打碎这些枷锁，把自己的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勇于创新。
二是勇担风险，大胆走自己的路。工作上的创新意味着风险，什么事情都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领导工作中，如果每件事都要等上级有明文规定再办，等领导点头再去解决，等别人做过了再去干，总想平平稳稳、舒舒服服，怕担任何风险，就永远开创不了新局面。无数事实证明，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要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勇担风险，不怕挫折和失败，是领导者创新的必备素质。
三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把创新的思想变为创新的行动，离不开实践。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干，没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只会大吹大擂绝对不行。工作中难免出现各种不同意见，怎么办？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的原则，不争论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事也干不成。踏踏实实地干，才能把创新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