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都过来看一看（关于SPC的话题）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请大家细细品味，发表一下感想！也许要花费你1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可能会使你受益匪浅。
国内一家大型元件厂通过认证、拿到证书后，兴致勃勃地欢迎外商来采购，哪知外商到厂里来考察完后竟然出乎该厂意料之外地拒绝采购。对方说你们作为制造行业的企业，连SPC都没有推行，如何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不放心。中方企业才着急去了解SPC是什么。
“中国企业太需要SPC了”
—访著名质量管理学家张公绪教授
对于行内人士来说，提起张公绪教授，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他致力推行的SPC (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的简称，即统计过程控制)，就会想到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PD (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Diagnosis的简称，即统计过程诊断)。当记者登门造访时，张教授更是语出惊人：“我们的过程管理与国外的先进水平 (六西格玛) 的差距是多少？对于国内的三西格玛企业而言是差2万倍，而对于国内的二西格玛企业而言则是差9万倍！如不迅速赶上，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水平相差2万倍至9万倍并非危言耸听”
两万倍乃至九万倍的差距是怎样算出来的？张教授说，这是经过严格地科学比较得出的结论。他介绍说，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奖有三个：美国的波得里奇奖、日本的戴明奖和欧洲质量管理奖，这三个奖可以代表质量管理的国际先进水平。前不久中国质量协会借鉴上述奖项的评审办法也设立了全国质量管理奖评奖。可以以此作为我国质量管理总体现状的一个体现。而比较的指标则是四个奖项中均涵盖的内容项：领导和经营策略、资源管理、过程管理、信息、经营结果。把每个奖中的内容项放在天平上一一比较，这个天平就是六西格玛。
经过比较，领导和经营策略、资源管理、信息、经营结果这四项，我国企业和国际水平虽有差距但相去不远，而过程管理却是造成国际水平和我国企业之间天壤之别局面的重要因素。如说国际水平是六西格玛的话，我国企业的管理大致只处于三西格玛的水平，而六西格玛企业的质量水平较之三西格玛企业要高两万倍，较之二西格玛水平则要高九万倍！这主要是由我国企业过程管理缺乏科学方法、统计技术造成的。那么，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落后于人吗？张教授说，非也，相反，我们在这方面的部分研究，例如SPD (统计过程诊断)，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SPC对我们并不陌生，只是没有引起重视”
说到过程管理，就得说到早在20世纪中期就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的SPC (统计过程控制)。SPC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由美国休哈特 (W. A. Shewhart) 提出，今天的SPC与当年的休哈特的过程控制方法并无根本的区别。SPC就是应用统计方法对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监控，从而达到改进与保证质量的目的。它强调通过过程的预防来减少或避免出废品、次品，就像医生给人们注射防疫针使其不得病一样。它着眼于全系统、全过程，要求全员参加，人人有责；它要求用科学方法 (主要是统计技术，尤其是控制图理论) 来保证全过程的预防，不仅用于生产过程，而且可用于服务过程和一切管理过程。今天所说的六西格玛与SPC与SPD一脉相承并且是SPC与SPD的全面深化。
休哈特的SPC理论开始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的重视，相反，二战后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日本在1950年刚接触SPC便十分敏感，立刻引进并大力推广。经过30年的努力，日本终于跃居世界质量与生产率的领先地位。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伯格 (Roger W. Berger)教授指出，日本成功的基石之一就是SPC。在日本强有力竞争的威胁下，从80年代起，西方工业国家纷纷开展“SPC复兴”运动，美国从1980年开始大力推行SPC，经过15年的努力，才于1995年在民用品的质量方面和日本扯平。我国从60年代起就开始引进了SPC，当时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未能在企业中打下基础。但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沿着SPC探索的脚步。SPC虽然能对过程的异常进行告警，但对于诊断出造成异常的原因
和发生的地点却无能为力。1982年张公绪教授提出了两种质量诊断理论，解决了
SPC只能控制而不能诊断的问题，将SPC上升为SPD (统计过程诊断)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此后张教授和他的学生继续耕耘，向诊断理论多元化、小批量化、模糊化以及接近零不合格过程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国际水平的成果。目前，SPD已经进入实用性阶段，我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
但是，SPC与SPD在我国企业中的实践却和在学术界取得的成就大相径庭。张教授说，SPC这个好东西在国外使用得很广泛，在我们这儿却很难推广。即使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其SPC普及率大概也还不到5%。
“中国企业不是不需要SPC与SPD，而是太需要它了”
难道我们不需要SPC与SPD吗？事实并非如此。张教授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次经历：不久前，国内一家大型元件厂通过认证拿到证书后，兴致勃勃地欢迎外商来采购。谁知对方考察完竟然出乎该厂意料之外地拒绝采购，外商说你们企业连SPC都没有推行，如何能保证产品质量？这时，中方企业才急着去了解SPC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SPC，最后他们找到了张教授，请他给予指导。张教授感叹地对记者说，这就是一个“挨洋人打屁股不知痛就不去学”的典型。他继而分析道：SPC与SPD和企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现代化的生产，速度快、产品数量大，如果仅靠事后检验来管理生产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应用SPC可以对生产的异常及时告警起到预防作用，而应用SPD则可以尽快诊断出异常并及时调整，这些当然可以保证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例如，有个大型化工企业，生产中发生的异常有五六成只凭他们的技术经验就可以诊断出来，但其余四五成的异常他们则判断不了。这时，如果应用张教授的多因素诊断理论及其软件DTTQ 2000则可把这部分异常也诊断出来，可以想象那会给企业增加多少利润！
“必须尽快补上质量管理科学化、定量化这一课”
谈到企业对应用统计技术的忽视，张教授说，这有其历史的原因。质量管理对于国内来说是个舶来品，这个舶来品在国外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先是传统质量管理阶段，其特征是以事后检验为主；接着是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在质量管理中引入了统计技术；然后是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国外的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在我们开放前就完成了，我们跳过了这个阶段，没有打好基础，失去了一次严格训练的机会，这是客观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加入WTO以后还不好好补课，那就是企业自身的责任了。根据张教授的经验，他在企业中遇到过下列种种情况：
——企业高层领导对统计方法认识不足，不予支持。虽然下面中层和基层对统计方法有热情，也无可奈何。例如，上述大型化工厂就属于这种类型。
——企业搞质量管理流于形式，自然对统计方法不感兴趣。例如，有家大型电脑工厂，邀请张教授去讲课，在课间休息时，张教授看见许多学员都人手一张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口中念念有词，原来该企业正要开展ISO 9000认证复查，要求全体员工背熟那张纸以应付考核。张教授说这样的认证是搞形式主义，有什么用？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
——有些企业的员工认为，搞SPC又不增加我的工资，我何必自找麻烦？张教授说，搞质量必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一点一滴下手，来不得半点虚假，这种怕麻烦的思想是搞好质量的大敌，企业负责人应认真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否则难以应付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张教授最后强调说，要搞好质量管理必须注意下列两点：
1、贯彻预防原则是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与精髓。
2、质量管理学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对于质量管理所提出的原则、方针、目标都要有科学措施与科学方法来保证它们的实现。这体现了质量管理学科的科学性。保证预防原则实现的科学方法就是：SPC (统计过程控制) 与SPD (统计过程诊断)。
上述第1点在ISO 9000中已有充分的反映，但上述第2点则远非广为人知，应大力加以宣传，因为不懂得这一点正是质量管理中形式主义泛滥的思想根源之一。
国内一家大型元件厂通过认证、拿到证书后，兴致勃勃地欢迎外商来采购，哪知外商到厂里来考察完后竟然出乎该厂意料之外地拒绝采购。对方说你们作为制造行业的企业，连SPC都没有推行，如何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不放心。中方企业才着急去了解SPC是什么。
“中国企业太需要SPC了”
—访著名质量管理学家张公绪教授
对于行内人士来说，提起张公绪教授，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他致力推行的SPC (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的简称，即统计过程控制)，就会想到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PD (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Diagnosis的简称，即统计过程诊断)。当记者登门造访时，张教授更是语出惊人：“我们的过程管理与国外的先进水平 (六西格玛) 的差距是多少？对于国内的三西格玛企业而言是差2万倍，而对于国内的二西格玛企业而言则是差9万倍！如不迅速赶上，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水平相差2万倍至9万倍并非危言耸听”
两万倍乃至九万倍的差距是怎样算出来的？张教授说，这是经过严格地科学比较得出的结论。他介绍说，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奖有三个：美国的波得里奇奖、日本的戴明奖和欧洲质量管理奖，这三个奖可以代表质量管理的国际先进水平。前不久中国质量协会借鉴上述奖项的评审办法也设立了全国质量管理奖评奖。可以以此作为我国质量管理总体现状的一个体现。而比较的指标则是四个奖项中均涵盖的内容项：领导和经营策略、资源管理、过程管理、信息、经营结果。把每个奖中的内容项放在天平上一一比较，这个天平就是六西格玛。
经过比较，领导和经营策略、资源管理、信息、经营结果这四项，我国企业和国际水平虽有差距但相去不远，而过程管理却是造成国际水平和我国企业之间天壤之别局面的重要因素。如说国际水平是六西格玛的话，我国企业的管理大致只处于三西格玛的水平，而六西格玛企业的质量水平较之三西格玛企业要高两万倍，较之二西格玛水平则要高九万倍！这主要是由我国企业过程管理缺乏科学方法、统计技术造成的。那么，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落后于人吗？张教授说，非也，相反，我们在这方面的部分研究，例如SPD (统计过程诊断)，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SPC对我们并不陌生，只是没有引起重视”
说到过程管理，就得说到早在20世纪中期就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的SPC (统计过程控制)。SPC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由美国休哈特 (W. A. Shewhart) 提出，今天的SPC与当年的休哈特的过程控制方法并无根本的区别。SPC就是应用统计方法对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监控，从而达到改进与保证质量的目的。它强调通过过程的预防来减少或避免出废品、次品，就像医生给人们注射防疫针使其不得病一样。它着眼于全系统、全过程，要求全员参加，人人有责；它要求用科学方法 (主要是统计技术，尤其是控制图理论) 来保证全过程的预防，不仅用于生产过程，而且可用于服务过程和一切管理过程。今天所说的六西格玛与SPC与SPD一脉相承并且是SPC与SPD的全面深化。
休哈特的SPC理论开始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的重视，相反，二战后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日本在1950年刚接触SPC便十分敏感，立刻引进并大力推广。经过30年的努力，日本终于跃居世界质量与生产率的领先地位。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伯格 (Roger W. Berger)教授指出，日本成功的基石之一就是SPC。在日本强有力竞争的威胁下，从80年代起，西方工业国家纷纷开展“SPC复兴”运动，美国从1980年开始大力推行SPC，经过15年的努力，才于1995年在民用品的质量方面和日本扯平。我国从60年代起就开始引进了SPC，当时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未能在企业中打下基础。但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沿着SPC探索的脚步。SPC虽然能对过程的异常进行告警，但对于诊断出造成异常的原因
和发生的地点却无能为力。1982年张公绪教授提出了两种质量诊断理论，解决了
SPC只能控制而不能诊断的问题，将SPC上升为SPD (统计过程诊断)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此后张教授和他的学生继续耕耘，向诊断理论多元化、小批量化、模糊化以及接近零不合格过程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国际水平的成果。目前，SPD已经进入实用性阶段，我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
但是，SPC与SPD在我国企业中的实践却和在学术界取得的成就大相径庭。张教授说，SPC这个好东西在国外使用得很广泛，在我们这儿却很难推广。即使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其SPC普及率大概也还不到5%。
“中国企业不是不需要SPC与SPD，而是太需要它了”
难道我们不需要SPC与SPD吗？事实并非如此。张教授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次经历：不久前，国内一家大型元件厂通过认证拿到证书后，兴致勃勃地欢迎外商来采购。谁知对方考察完竟然出乎该厂意料之外地拒绝采购，外商说你们企业连SPC都没有推行，如何能保证产品质量？这时，中方企业才急着去了解SPC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SPC，最后他们找到了张教授，请他给予指导。张教授感叹地对记者说，这就是一个“挨洋人打屁股不知痛就不去学”的典型。他继而分析道：SPC与SPD和企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现代化的生产，速度快、产品数量大，如果仅靠事后检验来管理生产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应用SPC可以对生产的异常及时告警起到预防作用，而应用SPD则可以尽快诊断出异常并及时调整，这些当然可以保证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例如，有个大型化工企业，生产中发生的异常有五六成只凭他们的技术经验就可以诊断出来，但其余四五成的异常他们则判断不了。这时，如果应用张教授的多因素诊断理论及其软件DTTQ 2000则可把这部分异常也诊断出来，可以想象那会给企业增加多少利润！
“必须尽快补上质量管理科学化、定量化这一课”
谈到企业对应用统计技术的忽视，张教授说，这有其历史的原因。质量管理对于国内来说是个舶来品，这个舶来品在国外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先是传统质量管理阶段，其特征是以事后检验为主；接着是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在质量管理中引入了统计技术；然后是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国外的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在我们开放前就完成了，我们跳过了这个阶段，没有打好基础，失去了一次严格训练的机会，这是客观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加入WTO以后还不好好补课，那就是企业自身的责任了。根据张教授的经验，他在企业中遇到过下列种种情况：
——企业高层领导对统计方法认识不足，不予支持。虽然下面中层和基层对统计方法有热情，也无可奈何。例如，上述大型化工厂就属于这种类型。
——企业搞质量管理流于形式，自然对统计方法不感兴趣。例如，有家大型电脑工厂，邀请张教授去讲课，在课间休息时，张教授看见许多学员都人手一张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口中念念有词，原来该企业正要开展ISO 9000认证复查，要求全体员工背熟那张纸以应付考核。张教授说这样的认证是搞形式主义，有什么用？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
——有些企业的员工认为，搞SPC又不增加我的工资，我何必自找麻烦？张教授说，搞质量必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一点一滴下手，来不得半点虚假，这种怕麻烦的思想是搞好质量的大敌，企业负责人应认真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否则难以应付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张教授最后强调说，要搞好质量管理必须注意下列两点：
1、贯彻预防原则是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与精髓。
2、质量管理学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对于质量管理所提出的原则、方针、目标都要有科学措施与科学方法来保证它们的实现。这体现了质量管理学科的科学性。保证预防原则实现的科学方法就是：SPC (统计过程控制) 与SPD (统计过程诊断)。
上述第1点在ISO 9000中已有充分的反映，但上述第2点则远非广为人知，应大力加以宣传，因为不懂得这一点正是质量管理中形式主义泛滥的思想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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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回复
xiaoxiaozhenzi (威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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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樣,生產OR品檢取樣都有失正确性(形同虛設)
2.人為因素太多(管理及技術跟不上)
3.机台校驗困難(自欺欺人的進行內校)
沒有人關心生產趨勢,而是關心今天是否可按時出貨.
在這樣的企業沒有必要進行S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