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员的九种劣根性
一、人人相轻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学历相轻,学校相轻,岗位相轻。更搞笑的是理科轻文科,文科轻理科,市场轻技术,技术轻市场。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且桓龉?镜模?鹑瞬恍幸?焓职锩Γ?驹谀抢锼捣缌够澳芙饩鍪裁次侍饽兀?br>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公司的,象有仇。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纠枉过正的事情,要么灭绝人性的搞共产主义,要么把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夸张到极端自私的地步。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号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三、疑心大,不诚信
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跟我买辆自行车结果没买,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四、蔑视制度
中国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的包庇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肃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
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画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国内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学历相轻,学校相轻,岗位相轻。更搞笑的是理科轻文科,文科轻理科,市场轻技术,技术轻市场。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且桓龉?镜模?鹑瞬恍幸?焓职锩Γ?驹谀抢锼捣缌够澳芙饩鍪裁次侍饽兀?br>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公司的,象有仇。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纠枉过正的事情,要么灭绝人性的搞共产主义,要么把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夸张到极端自私的地步。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号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三、疑心大,不诚信
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跟我买辆自行车结果没买,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四、蔑视制度
中国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的包庇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肃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
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画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国内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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