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想起的往事

那扇门关走了我的自由，关走我的希望，关走了我的尊严。——题记



“砰”那扇铁门重重的关死了，我拼命用脚去踢，咽喉撕碎大喊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猛得醒了过来，满头冷汗，心膛急剧的跳跃，大口的喘气。又是这个梦，差不多三年，这个梦仍然不时的困惑着我。

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自学校毕业，独身来到深圳，开始在我一个高中的老师那里，后来他走了，然后我就寄居在一个认识不久不过非常善良的另外一老师那里。他在深圳做暑期家教。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还没有来得及刷牙，就听到门口猛烈的敲门声——严格来说来是砸门声。打开门，就知道完了，门口站着查暂住证的保安和警察。我当时到深圳没有一个月，有毕业证和身份证，同时保存了车票（那时候没有暂住证火车票可以保证15天，汽车票3天不被抓）我的车票稍微过了期限，没有什么解释的就抓走了。

于是我经历了很多个平生第一次，第一次进了抓囚犯的警车，接着第一进了深圳的银湖看守所，吃了第一餐囚饭……几个小时后又乘坐囚犯班车送到离深圳几百公里的梅州兴宁看守所———高高的青色水泥班，左右两边各一块青青水泥板当作床用，在高高的墙壁上有个小小的窗户有那么一丝光线，现在回想起来与小学课本中描写的“小萝卜头”哪个监狱差不多。

被人无情的扔了进去，然后听到砰的一声门重重的关死了，那一刹那，我感到一把刀快速的插入了我的胸膛，冰冰的，冰冰的。那扇门关走了我的自由，关走我的希望，关走了我的尊严，甚至关走我的天空和空气。当时我只有绝望……绝望……还是绝望。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晚我竟然好好的睡了一觉，也许人绝望了反而不会担心了什么。第二天一早管理人员就安排我们这些“囚犯”打电话给在深圳的熟人，让他们拿钱去赎。每人最多一分钟——当然不是免费的，10元钱一分钟，赎取的时候一起给的（在那猪圈过夜，囚饭也要算钱的）。如果没有熟人那就可能要被那些人员切磋两下武术了。我只有指望我哪个老师，只告诉他我在那里，带钱来然后就被挂断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因为我那老师也是刚到深圳，而且兴宁离深圳太远了。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当时的情形了， 利用这难得的“放风”时间，看看蓝天，呼吸下空气。蓝天从来没有这么让人感到亲切，空气也从来没有这么清新。

很快又进猪圈了。慢慢的有的人赎取回去了，到下午的时候只剩下我同其他几个，包括两个南昌的小孩，其中一个11岁，南昌青云谱的，从小父母离婚，听别人说母亲在深圳，就一个人挤上火车深圳去找母亲，穿了一条屁股上一个大洞的牛仔裤，一条很多天没有洗的牛仔裤。

天气快暗了。我心中越来越急，唯一的希望也许没有了，我哪个老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我了。看到那扇门，焦躁不安......

后来我老师总算找了一个朋友把我接了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帮哪小孩，出来的时候看到另外一间房门有个妇女抱一个婴儿在门边。心中非常的痛苦和愤怒。可也没有办法帮他。

总算出来，后来在深圳看到警察就紧张，不久联系到了一个在广州的朋友，离开了深圳，然而哪个梦总是不停的做，也不愿意再去深圳了。

2003年广州“孙志刚”事件发生了，一个有大学毕业证，有身份证，有正当职业的青年在中国的领土上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活活的打死在看守所。

我心中依然愤怒，每天将报纸中关于他的新闻剪下来，关注事件的进程。政府总算给了一个合理的结果，也直接导致了暂住证制度的改革。现在在广州，深圳等地的外来民工，刚出来的学生很大程度要感谢哪个你们不认识的同胞“孙志刚”。因为他用生命换取你在深圳，广州等地不会因为没有暂住证（深圳晚上没有带在身上都会抓）而过那种惶惶然的日子。

现在三鹿事件发生了，有不少媒体对政府的措施表示赞扬。我却感到非常的悲哀（虽然现在心理阴影和愤怒不再像当年）为什么中国政策的改革非要用生命去推行，非要用血的代价去推行呢？

失去生命的孙志刚，失去生命的幼小儿童又有谁去负责，又能负什么则啊。又有多少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受到的不正当的遭遇呢？谁又能负责？不是孙志刚，不是三鹿，又有谁知道呢？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谢三鹿，感谢孙志刚，可是这是含泪的感谢，悲哀的感谢！

不知道过段时间后， 我们又要感谢谁了——真不希望这样！

突然有点想念当年在看守所里那几个小孩，不知道他们可好！让人担心！





注：1.三鹿事件让我非常的痛心，国家的体制和作为也让我痛心，所以深夜随笔而叹，也难免心中的愤怒和无奈。

2.我以人格担保我写的是个人亲身经历。

3.从品质管理方面来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和企业都不愿意做好预防措施呢?也许这就是国情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