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包袱，解放思想，振兴中国产品质量

文化即是国运，史如斯也。

独尊儒术肇始于两千年前汉朝，时间来到四百年前的明朝，中国开始了她的衰退。同时，西方国家以工业革命为基础，以重商主义为方针，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在欧洲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对工商的过度歧视，所以西方科技在二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完整的实证科学体系。而中国的思维一直停留在对古文的注解上，对处世之道的沉迷中。工匠社会地位很低，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的文人窃居了社会的上层。而这也就注定了停滞在农耕文明的中国还要不断忍受后金余孽的滋扰，最后竟灭亡于低等文明之手。

没文化的国家灭亡，或沦为三流国家；没文化的企业破产，或挣扎在产业链的低端。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中国的，以及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现状。日本在战后30年，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企业界也出现了Taguchi, Ishikawa,　等质量大家，不是偶然。全员参预，重视工程设计，体现着他们的文化，也依赖于企业文化的支撑。

企业的文化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权力的集中程度，风险好恶取向，对待错误的态度，企业的愿景等。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企业上层的承诺和身体力行。Deming 在日本受宠若惊，他教育了太多的总裁们。

看看中国，开放三十年，（这其中，我工作了十六年，）我们的企业文化如何吧。进入一家工厂，工厂主津津乐道的是中世纪的场景，即工人忙忙碌碌，拿着可怜的薪水，还要施行全面的军事化管理。虽然自我标榜质量体系，但工人来来去去，很少人做到二年以上，比之于日本的终身制，欧美的工会，哪种体制能够鼓励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地参预到改进中呢？

其次，中国工厂主们持搏的是短期的利益。价格的恶性竞争以中国为最，能卖一单是一单，是中国企业们对待顾客，对待社会的利益基础。20%的利润，可以令他们疯狂，50%的利润，他们可以铤而走险。三鹿，蒙牛，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常生态。企业的风险取向是这样，大众的取向也是这样，笑贫不笑娼，五十九岁现象，和最近的贪污年轻化，反映的都是社会心理的浮燥，不务实。

第三，部门之间的恶性竞争，有过推诿，找替罪羊。设计开发毛糙，寄希望于质量部门解决设计，生产，物流，人事，等问题，是高抬了质量人员，还是过度放纵了自己？而日本企业基于团队的奖励，长时间考核，却有助于健康的部门合作，以处理问题为导向的文化价值取向。

没有健康的企业文化，所有的质量工具都显得苍白无力。质量体系，TQM，SPC, 6 SIGMA;城头变换大王旗，开心的是多如牛毛的咨询认证机构，留下的还是中世纪的作坊。

如何改革中国企业的文化，众多的西方学者开出了药方，如Juran先生的五步法，或Cummings & Worley (2005, p. 491 – 492)的六个方针，不用一一列出，只说一点，高层的承诺和身体力行：

提高工人生活水平，让他们有金钱可以进行知识改造，技能提升；
停止谩骂，开展合作；
以团队为基础进行奖励；
从基本运作抓起，预防弱智的不良发生；

如此这般，我们才能企望企业的长远战略，以及对组织架构的变革，进而进入文化人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