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圳工人罢工事件的背后

深圳港资厂4000工人罢工(转新闻)
2004-10-7

【大公网讯】深圳市一一家港资电子厂工人不满薪资过低及逾时工作，几经反映无效后在厂外发动罢工，超过四千人响应，由于人数过多，堵塞市区主干道四小时，车阵长达十公里，一千多辆货柜车也因交通受阻无法及时通关。

据「中央社」台北七日电，香港报章报导，抗议事件震惊深圳市政府，市长李鸿忠亲赴现场协调疏导，示威工人虽然于昨晚改为回厂静坐，但迄今劳资纠纷尚未解决。

工人代表表示，工人每月底薪仅两百三十元人民币，远低于劳动部门规定的六百一十元最低标准，每月工资连同加班费至多也不到九百元。还有工人说，香港老板曾答应加薪，但工厂中方负责人并未执行。

抗议过程中，厂方承诺，允诺七天内重新审议工资结构、每日正常工时八小时、加班费按政府规定办理。但厂方也强悍地要求工人立即复工、不得聚众闹事。

由于承诺书内容丝毫不见诚意和善意，工人情绪依旧无法平复，仍决定继续静坐抗议。

深圳市劳资纠纷近年日益严重，市府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工人陈情案多达四万一千件，主要投诉内容有三，分别是企业主欠薪或克扣工资、工资未达最低标准及超时加班、欠缴或未缴社会保险，其中因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超时加班而投诉的案件就达三千多件。

笔者观点正文:

表面上看起来，罢工似乎只是涉及一个公司的事件，事件本身看起来是个传统的劳资纠纷问题，但是在这些由低薪水引发的事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危机，那就是，全球化经济在中国着陆后，在一个刚够写入历史纪年的短时间内，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就已经到了野蛮的边缘，并迅速造成资源危机。本文从人力资源角度而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类现象进行探讨。

人力资源既然被冠以资源的称号并且成为全球概念，那么其开发，利用和再生就要符合对资源的操作规则，如果违背了规则，就和野蛮开发自然资源一样，要受到惩罚，珠三角地区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人力资源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供应链模式的全球化，使外资进入中国后的目的越来越单纯，开发本土OEM厂商，利用廉价劳动力，压低成本。一方面，国家法律法规越来越和国际接轨，强调保障员工的福利待遇，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城市外围的大量工厂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这些大量的工厂进行的都是代工行为，供应链模式逐级压低成本的本质已经使这些企业不堪重负，不惜对劳动力甚至职业人才资源进行野蛮的开发利用，而且因为横向联合的作用，使整个供应链网络中的人力成本不断下滑，薪资水准水落船低，但是，人力资源也有其自身的反应，其反应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罢工，而是基于新的社会经济特点的反应，这种反应也是一种进化，只是这进化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危机。

以下案例以实际发生在大型外资企业中的事件说明了这种危机的演变。

案例一。一家著名的美资电子加工工厂，位于深圳某镇的一个工业区，该工业区聚集了同等规模，同等名气，产品和制造特点类似的几家全球知名的工厂，也有其重要的客户，一家全球五百强的公司，位于工业区内的其他大小工厂也相应地发展为他们的OEM外包厂，由于顾客方的产品在全球消费电子行业中越来越遇到高速产品更新换代和强大竞争的压力，在发展本地规模的同时，对其链条上的加工厂商的成本要求越来越苛刻，导致各加工工厂纷纷调整企业薪资水平，对员工工资持续下调，并且出台了很多的相关内部制度作为辅助措施，在一年的时间里，本案例提及的这家工厂新入厂员工的基本薪资就由三百四十元（本身没有达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降低到了二百元，而且公司内部的运作计划中，也对各部门经理提出要求，要精确计算产量和订单的趋势和周期规律，实时进行员工的增减，表面上对员工承诺的是两百元每月的初始工资，三个月后薪水增加到正常水平，但是要求各部门经理在员工上岗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炒掉该批员工，使其没有机会得到正式工资，然后再迅速招人补充，如此循环操作，为了不造成成批炒人的负面影响，有意把时间分布开，也就是说在第三个月一边炒一边招，用一个月时间完成更替，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群体自身出现了反应行为，她们没有去对企业提出诉讼，却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以流动对抗流动的行为模式，她们自己有了一些行为经验，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希望加班来增加收入，然后就根据公司安排加班的情况预测企业的效益状况，如果一个星期加班量在迅速减少，她们中间就有一定的信息互通，结论是公司就要炒人了，由于工业区内的各工厂情况都差不多，只是时间上有差别，她们就成群结队地在工业区里找工作，到另外一些工厂去应聘，一部分人先走之后，后续的人得到她们从外部反馈回来的信息，随即倾巢离开，由于人数众多，信息渠道多，相互影响力大，导致她们整体离开的动作竟先于企业的炒人动作，公司屡次措手不及，立刻面临产品质量大幅度下滑，产量完不成订单的困境，严重的时候整条生产线员工走光，生产陷于停顿，检验员都走掉，产品质量处于无控制状态，公司高层只能向人力资源部施加很大压力，限令其立刻大量补充，但是仍然坚持一条原则，就是以三个月为期炒掉入厂员工的操作不能变，这种运作上的失衡在很短时间内就导致了混乱，公司的综合员工流动率很快就上升到60%, 而在工业区内的相关企业范围内，人力资源自身也出现了主动的快速循环流动规律。各企业每天早晨门前都聚集了被招工启示吸引来的大量员工，而这些员工，很多都是曾经流走又回来的，如同一种循环交换机制在起作用。

案例二。另外一个工业区里的一家企业，正在争取几大全球汽车企业的订单，但是与此同时，每月一百八十元的薪水已经完全使员工丧失了信心，以二百人为规模的员工辞职已经发展到用周来计算，公司不得不到一些内地的职业学校去整批地招学生工假期工，相当多的学生不满十六岁，用两个月就辞退或期满，而国外的大型公司已经开始对供应商和OEM工厂进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考核，屡次通不过考核，甚至在审核人员到厂的短短两天内就会目睹四分之三的生产线上，一夜之间空无一人，停顿一天后，又恢复运行的现象，另人吃惊，于是对该企业毫无信心，根本不愿意签订供货或加工合同。

从全国范围内看，苏州，上海，昆山等地却成为人力资源的新流向，这是合乎规律的，近几年，各外资大企业纷纷看好以上地区的投资环境，在那里兴建大型制造基地，并且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除了兴建工厂之外，还在工厂周边投资建设生活社区，绿化区，并遵守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对地保证员工的福利，这样的乐土，自然成为人力资源流动的方向。对比之下，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失现象无论从局部还是从整体上看，都已经和野蛮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的水土流失现象相似了。企业无可用之人，工人没有可依赖的稳定生活来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