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转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喜欢把玩CPI。而过去的数年间，就至少有几十位各个细分领域的专家在质疑：对比早已成为中国写照的“这世界变化快”，国家统计局披露的CPI数据让他们“不明白”。

　　“你相信吗？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美国的CPI是4.2%，欧元区为2.4%，英国的是2.2%，中国的只有1.4%。反正我不相信中国的这个数据。”对着今年5月的CPI数据，金融实证分析专家郑友林在博客上如是写道。

　　3000名“便衣” 与“黑匣子”

　　东川肉菜市场，万松园市场，好又多、百佳、家乐福超市——从广州到全国，每天发生在这些嘈杂消费场所内的讨价还价，组成了消费者无比真实的日常生活。

　　在国家统计局各省的调查总队看来，这些地点是形成CPI的基地——它们是采集商品价格的物价调查点，在统计系统内部各有编号，规矩的罗列在一份名叫“V309”的表格上。

　　每天在一般消费者“砍价”时，统计系统的“便衣”——近3000名专职物价调查员——正在按照“定人、定点、定时和直接调查”的原则，到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农贸市场和商店现场采集价格资料，根据“V309”表格“踩点”。

　　对于上述调查人员来说，酱油不叫酱油，叫“1101090002”，止泻药不叫止泻药，叫“1105010305”。约束他们的规范是《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其中CPI目录包含的统一编号，使得各地的统计人员即时面对要调查的八大类、共263个基本分类、约7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时，仍然能够畅通地“对话”。

　　每个月这个庞大的“统计机器”无声地“转动”着——调查出来的价格变化，反映在分别代表月报和年报的“V304”和“V401”的表格上。每个月3号和6号之前，各地的月报都会集中到城调总队。

　　因此，面对类似于万晓西这样的质疑，统计系统人士觉得颇为郁闷。在他们看来，这个“统计机器”清晰的一塌糊涂——甚至包括各种商品的权重——而这个约700种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主要是根据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消费习惯，参照抽样调查原理选中的近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且CPI权重每年都做一些小调整，每五年做一次大调整。

　　但被诟病已久的正是权重，也正是看不清的权重使得CPI统计系统最终被外界看成了一个“黑匣子”——一位经济学家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一百个中国经济学家有一百个CPI各商品服务权重。”

　　“由于国家统计局不对外公布CPI的分类权重并不断调整权重，一两年数字与感觉的确是难于检验难辨真伪。”万晓西说。这使得经济学家在无奈中扮演“黑客”——根据其他经济指标与政策动向判断权重。最近的一位“黑客”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他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笔者估算当前CPI中各大类价格指数的权重分别为：食品34%，烟酒及用品5%……”。

　　但这样一来，论战中反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一方总是无力，上述经济学家说：“只要不打开‘黑匣子’，我说是猫，国家统计局说是狗，谁也没办法。”

　　万晓西的“放大镜”

　　万晓西相信，自己找到了证明CPI被低估以及测算低估程度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放大镜”——一两年CPI的统计误差总是细小和难于识别，但是累计几十年则会形成一眼即可识别的巨大偏差。

　　“如2005年CPI上涨1.8％，则代表2005年的101.8元收入与2004年100元收入具有同样的消费能力。因此假如中国CPI数值是准确的，那么根据CPI指数，1978年的收入就能够换算为2005年的收入，并且消费能力是大体相同的。”万晓西以此倒推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定性分析部分。

　　1978年的职工年平均工资615元、月平均工资51.25元，乘以2004年城市居民消费定基指数495.2，除以作为基数的1978年的100，再考虑进2005年城市居民价格上涨的1.6％，1978年的职工工资被换算成2005年的257.87元，而51.25元“在当时是能够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257.87元现在“大约只够交煤气水电管理费的。”

　　1978年的几十元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年5岁的万晓西无从记忆。借用《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他开始了进一步的直接测算——他的初步统计表明2005年食品类价格大约平均是1978年的10倍左右，除了家用电器类价格上升幅度较小外，其他商品的价格大都在1978年的10倍以上，其中医疗、教育、住宅更是涨幅惊人，达到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涨幅。

　　“我们通过直接对比商品价格大体可以判断，以1978年CPI的权重计算，27年间中国城市CPI上升15倍左右，低估3倍左右。”万晓西又考虑进结构性变化因素——国家将原来承担的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均主要转由居民个人来承担，并进行相应的权重调整，“则27年间中国城市CPI再上升3－4倍，上升50倍左右的估算是不为过的，按此中国城市CPI实际年均环比上升15.62%，低估9.5个百分点左右。”

　　万晓西认为商品最小单位的价格变化也表明中国27年间CPI的增长——“1978年之时，商品单位标价都会精确到分，如2分钱可以买一个馒头；目前多数精确到角，很多到元，一分钱不是钱，一元钱才是钱。这一变化也表明中国CPI27年间至少增长10倍－20倍”。

　　CPI多米诺骨牌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因素是CPI被低估的重要因素——如国家进行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等改革。而封锁在“黑匣子”内的CPI权重，使得任何该方向上的探讨“有去无回”。

　　6月12日，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表示，15年前居住在CPI中的权重还不到5%，2000年提高到9.7%，目前已经占到了13.2%。国际上居住在CPI统计中的权重通常超过25%，我国有望在五年内上升至20%。

　　即使如此，万晓西认为权重的调整仍过于缓慢迟钝，“很有可能的是当国家统计局5年后把居住在CPI的比例提高到20％后，而住房价格开始下跌，导致CPI进一步被低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调整往往是突然大幅度的，事后第二年乃至第N年的缓慢调整只能导致系统性低估，简单估算这种因素造成27年间CPI大约被低估3－４倍。”

　　而在哈继铭看来，如果房租权重按30%而不是目前的13%重新估算CPI，实际数据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0.5至1个百分点。

　　被低估的CPI只是质疑者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但这是关键的一块——CPI是几乎所有国民经济问题的核心，政府制订货币财政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要参照它的变动趋势，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等重要指标要用它作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基准。基于此，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认知体系推倒了一系列其他骨牌——通货膨胀压力、利率的高低、真实GDP、实际收入水平甚至如何评估资产价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指出，如果存款利率不动，单边提高贷款利率，结果不知道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引起的问题多——过低的存款利率，导致百姓强烈的储蓄愿望转化为对包括房地产及其他资产的需求，继而推动资产价格——CPI与资产价格虚高是密切关联的。

　　郑友林则认为，当CPI数据被人为压缩之后，“真实利率”也被扭曲了，名义利率的调整也失去了依据——“‘科学的’官方统计数据告诉大家，目前CPI只有1%，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名义利率提高到3%就够了。而……根据国际惯例，当CPI在2%以下时，中国根本不需要加息。”

　　但顺着CPI推倒不同多米诺骨牌的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是相同的：数据偏差可能误导政策——尽管他们可能在倾向的政策取向上存在差异。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说，“是否通胀，我既不是反派观点，也不是正派观点……感觉有些反映实际通胀的数据已经游离出我们的统计范畴。”

　　而在一些有心人看来，甚至央行都在“抱怨”CPI。

　　央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CPI 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

　　不过，央行说“这些仅是通货膨胀计量方面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程度和价格走势的判断，需要关注多项指标并进行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