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质量人的尴尬？

当世界很多国家（当时大多是让国人深恶痛绝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就开始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时候，中国还不知进取的满足男耕女织的封建式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直到这些列强们，用国人发明的火药轰开国人的大门，部分国人才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很久。可悲的是：大部分人一开始还没发现，或者说不愿发现，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可能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吧，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真正的登上历史的舞台，至于官僚资本主义，也只是乱世的畸形产物。自然而然，中国既有让整个世界妒忌的灿烂的历史文化、文明（大都是封建社会创造的），又有让国人自己郁闷的中国企业（小时候老下的病根）。真正让国人骄傲的中国企业并没有多少，何况在计划经济以后的民企（这种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发展的东西），当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始探讨登月的时候，我们的民企才开始呀呀学语。中国足球有句话说的好：从娃娃抓起（虽然抓了一顿，还是这个倒霉样子，但这并不能否定这句话的正确性）！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营养不良和笨鸟后飞的策略，民企一直在蹒跚中缓慢前进。


有句话说的好：幸福家庭的幸福大都是相似的，不幸家庭的却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这句话如果用在民企上，却恰恰相反：成功民企的成功各有各的成功，不幸的民企却又相似的不幸。而质量人在民企的质量整改过程中（这里说的质量是大质量概念），许多不可避免成为了牺牲品（要革命，总要有牺牲）。在这些不幸的个人和企业之间，往往是历史的发展把他们共同推向了断头台。


领导问题：中国真正的有民企的舞台，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吧。历史发展到那个时刻，所有的人在一夜之间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有人痛苦（失去了铁饭碗），有人高兴（看到了机遇，毕竟环境宽松，法律不健全），于是死掉一部分人，于是发了一部分人。死掉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还是说发了的吧。他们叫得好听一点就是时代的弄潮儿，不好听的就是暴发户（其实最为一个穷人的我，一直很羡慕暴发户的，我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肯定是含有妒忌心理的，而且他一定没有暴发起来）。但正是这批暴发户，成了一大批民企最初的领导者。也正是由于这帮领导者很多是暴发户的观念和能力，为一些民企铺平了死亡的道路。我们无可厚非的说，这些领导人很多是不懂管理的，更别提质量管理了。当老板自己都不懂质量管理时，质量人要改变一个企业的质量现状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老板之所以找到质量人，往往是因为公司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他们找质量人的目的很简单：解决质量问题！这是没错的，但错在他们不知道质量的改进并不是质量人自己就可以完成的。于是一旦继续有质量问题，老板就认为完全是质量人的责任，质量人就成了替罪羔羊。特别是很多老板过于急功近利，而质量的改进和效益往往在短期内并不是特别明显的，甚至在开始还有利润下降的现象。于是，很多质量人就被急功近利的老板给拉到了菜市口：咔嚓！还有很多老板只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雇佣质量人：通过ISO9000，建立了TQM，实行六西格玛，不过是寻找件漂亮的外衣与鼓吹的资本。对真正的体系施行并不关心（我忽然想到被袁世凯利用的革命者）。质量人发现自己辛苦成果不过是一张纸，悲哀！


管理问题：民企的起步往往是很艰辛的，老板们正是这样从小作坊发展到大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可破灭的领导魅力与家庭式管理模式。在民企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不是老板亲口下的决策和命令，很少有人能同意一项新的决议，即使这项决议是正确的。人的思维总是有惯性的，开始创业的时候，什么都是老板下命令，在发展的过程中，员工就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听老板的！而老板仿佛也比较喜欢这样（这很可能也与中国漫长的皇权政治管理模式的影响有关）。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质量人想要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必须先做老板工作，让老板传达质量人的决议。否则，收效甚微，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包括有人故意捣乱（特别是一些自恃功高的老员工与老板的亲戚）。民企初期的作坊式发展，也导致许多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一般都是老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同一件事，很可能由于老板当时心情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更可悲的是这种做法经常被看作一种权利的象征（封建社会的皇权，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质量人即使在建立了一些列质量制度和体系时，很容易被践踏，法律一旦经常被践踏，就会失去它的作用，何况是制度和体系。这时，质量人发现越管越乱，越管越没有信心，最后只能放弃。


意识问题：鲁迅是以学医为开始走上拯救国民的道路的，后来他发现他错了，相比国人身体更需要拯救的是国人的思想。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在我看来也是思想意识问题。在感叹日本、韩国、欧美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醒悟了什么？大多数人开始研究他们的管理方法与管理体制，但往往忽略了一些思想上的东西。有句老话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我很讨厌这句话，肯定是倭寇的经验总结，但不无道理）！我们经常惊叹日本与韩国人的敬业和团结精神。可我们却很少去探究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精神。美国许多质量大师研究的理论在美国行不通，但到了日本，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民族意识不同（美国比较崇尚自由，但他有很健全的法制）！日本是个多灾多难、资源贫乏（甚至可以说没什么重工业资源），正是由于这种条件，他们的国民有很重的危机意识，要想生存，单依靠个人力量是很难的，在一起同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搏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的团结意识。中国呢，地大物博，过长的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创造了谁也不依靠谁的条件，也形成了谁也不依靠谁的意识，求人不如求己（这句话很有道理，有时候又很没道理）。然而，质量管理并不是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的事情，恰恰是大家的事情。于是乎，质量人在进行质量管理的时候，必须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质量意识培训过程中，于是，天天讲质量，时时讲质量，如同讲三个代表一样。即使这样，员工也不一定能形成质量意识，即使形成质量意识，也不一定做，即使做，彼此间也不一定有很好的配合。这就是大量的培训，往往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于是质量人开始寻找各种培训方法，敞开式、探讨式等等等等，但始终难以解决根源上的东西。但在这里我并不是贬低国人，长期的历史文化，沉淀了一种思想，有时候你是很难去改变的。有人说，正是国人缺乏团结的精神，所以在人数多的团队项目上总是低人一个档次：足球就是个例子，你看那些参与少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中国多厉害啊。我想这只是一个片面的现象，毕竟中国的女排这个团体项目也是让世界折服的，而日本、韩国的足球不也只是在2006世界杯上“重在参与”了一下吗。


不过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在这个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的时代，在这个布满荆棘的时代，我们的民企在前进，虽然步履蹒跚，但方向仍然是前进的方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企以及其领导者。作为一个质量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有信心，质量的革命总是会来到的，你听见他的脚步声了吗？我有一个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外企的质量人和民企的质量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酒的时候，民企的质量人不会在被有意和无意的轻视，国人也再不必削尖自己的脑袋往外企钻，民企的质量人也不会再感到如此之多的尴尬。最后用徐志摩的一句深沉的诗来结束这篇肤浅的帖子：


我不怕等待，我就怕没有希望。